红帆是我新结识的朋友。她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当研究员，一年到头，总是没完没了地看戏、写剧评。2018年，由我编剧的京味儿散文话剧《白鹭归来》在世纪剧院公演。第一场观众是萧太后河两岸的乡亲，第二场则是在京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和北京电影学院的师生。我当时不知道红帆和晓宇夫妇也去了。演出半月后，朝阳区文联召开《白鹭归来》座谈会，秘书长金童问来宾里有没有话剧研究专家，我说我得问问《艺术评论》杂志的朱佩君。

朱佩君告诉我，红帆和晓宇夫妇看的是第二场。他们在二楼静静观看。晓宇和红帆在中戏学的都是舞台艺术，晓宇在国家大剧院担任舞台设计，偶尔也客串当导演。我问朱佩君，红帆和晓宇没被身边的一位七十岁的老大姐给吓着吧？据说，在第二场演出中，当剧情发展到知青重返金牛坊村看到知青林时，女知青一声划破长空的呼喊：“知青林，金牛坊，你的女儿回来啦！”瞬间引起这位老大姐的共鸣。由于过于激动，她心绞痛发作，斜倒在地上。好在救护车及时赶到，不然后果很难预料。事情过后，很多人都跟我开玩笑说，过去有爱财不要命的，如今可倒好，还有看戏不要命的。

红帆和晓宇当然看到了女观众因激动倒下的样子。红帆说，当时他们二人已经入戏了，因为隔着远，也没看清怎么回事，等救护车来了，他们才知道出事了。红帆在出席话剧《白鹭归来》研讨会时，发言滔滔不绝，一看就是做了精心准备——这一点我们俩很契合，不论什么样的研讨会，只要我去，我就认真发言，即使说些作者不愿听的话。

几个月后，红帆约我到她郊区的家去玩，在那里，意外见到她的父亲赵岐生先生。赵先生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学提琴制作专业。不管在哪个单位工作，他始终没有放弃小提琴研究制作。如今，赵先生退休多年，红帆和晓宇把老人安置在郊区的村庄里，让他一个人独享制琴之乐。我见到赵先生是在去年的秋天。那天，我与红帆正商量策划一部军事题材话剧。闲聊时，红帆问，你有兴趣到二楼看看我父亲的提琴工作室吗？我一听，眼前一亮，这太难得了，想不到在这偏僻的乡村竟然隐藏着一位艺术达人！

赵岐生先生喜欢独处，这与他的性格有关。他制作的小提琴不轻易出售，只有在心灵上与他碰撞出火花的人他才肯卖，而且不讲价。赵先生说，他人生最大的理想是制作出“未来琴”——就是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这琴仍在使用，而且音色不变。内行人都知道，当今在世界上能称作未来琴的不过三四十把，人们只有在重要的大师级的演奏中才会看到。我望着琴架上的几把琴，本来想摸一下，但听完赵先生的一番言语后，竟有些望而生畏了。倒是一位在文化部门当过几天领导的老兄胆大，他抄起眼前的一把琴，吱吱呀呀地拉了起来，一时让我不知是为他叫好还是尴尬。红帆大概看出我的焦急状，便说，你不妨也拉几下，找找感觉。我说，这可不行，还是留给未来的大师拉吧。

从赵岐生先生的提琴工作室出来，不觉已是暮色满天。回家的路上，我也顾不得和朋友们聊天，脑海里流动的全是关于未来琴的画面。我知道，我肯定要写一篇《未来琴》的文章了。

一个月后，我写的文章《未来琴》在上海《新民晚报》刊发。红帆把电子版转给她父亲，老人看后很是兴奋，约我有机会多到他的提琴工作室聊天。红帆说，您是散文名家，能否把散文集送我几本？我说，我的散文你看过一些，就先不给你集子了。不过，我倒是想把新出的短篇小说集《风吹麦浪》送给你，想听听你这个评论家的意见。红帆略带惊喜地问我：“前年上映的散文电影《风吹吧麦浪》就是根据你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吧？”我告诉红帆，我的小说取材于陕西关中地区和西安市。红帆一听，大叫道：真是太巧了，我爸就是陕西岐山人，我老公从小在西安长大!

《风吹麦浪》是我很看重的短篇小说集，收入最近几年的18篇作品。这些小说，要么写我在北京郊区的经历，要么写到城里打工的小人物，这些人物在我心里都是不可或缺的农村人。这其中有一半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转载。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干在看了我的小说后，说我是一个懂小说的人。我深知王干所说的“懂”——很长时间以来，由于我写散文、编散文、组织领导散文学会的工作，让很多人以为我只会弄散文，而不精于小说、诗歌等文体。其实，我的文学处女作就是小说，而且我对小说的热爱，一点儿也不逊于散文。

五一前，红帆把我的小说看完了，她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评论，说我的小说画面感极强，人物活灵活现，特别适合改编成电影话剧，不过这篇文章的标题她一直没想好。我问为什么？红帆说，你出生在郊区，熟悉那里的风土人情，可又长期生活在京城，不好定位你。我总觉得你和我父亲很相似，你们都是隐藏的村民——只不过一个在城市，一个在农村。

红帆的话让我很惊讶，犹如醍醐灌顶，多年来我所要寻找的自己终于被找到了：不错，我就是一个隐藏在城市里的村民！而且，我相信，在我们的大小城市里，一定还会有和我相似经历的人，不仅是贾平凹、刘震云那样的作家，还包括无数的普通人。

（视觉中国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