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建斌是在1988年我的第一本画册出版时。那时他画了不少油画，并热衷于西洋古典油画的钻研和实践，对艺术的执著和热情形成了他人品的基调。写实油画是建斌认定的路子，从材料技法到艺术表现，从多层画法到直接画法，他都抱着浓厚的兴趣。他常谦虚并充满热情地与我交流作画心得。那时，他以南方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完成了《苗族新娘》、《三个苗女》、《初春》、《穿绸衣的女子》等作品。

《苗族新娘》是他这段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这是一幅肖像画，取材于黔东南苗族人生活的地方，画中的新娘着民族装，其头饰、项链和胸牌的银质装饰品体现了浓郁的民族风情，人物表情纯朴、端庄，其色彩和明暗关系协调统一，富有装饰美。这件作品算是建斌人物画的一个转折点，它不同于以往那种写生习作，而是有自己的审美情趣，在表现手法上追求单纯的色彩组合，画面上减弱了明暗对比，将中间色柔和统一，达到了人物肖像画的纯美境界。因此在1995年北京的一次大型拍卖会上《苗族新娘》创造了佳绩。

这个阶段的另一件作品《踢足球的人》则是一幅带有超现实主义特点的作品，这是以他自己为模特儿，在一座办公楼狭窄的过道上，一个年青人在踢足球，而远处没有球门，寄托了画家此时的心境和某种向往。

上个世纪80年代末，被称为有志青年的出国热，建斌在这个时候去了日本，他曾说：“到国外去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学习人家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在日本，他攻读平面设计硕士学位，并认真研究日本民族有代表性的浮世绘和淋派美术，其抒情性和平面装饰性给他的画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使我想到一百多年前的印象派大师，如凡·高、马奈都偏爱过日本的浮世绘艺术。在日本5年的学习经历，使他有机会看到东西方绘画的原作，各类展览成为他细心品味艺术作品的良机，特别是当代日本的设计对他绘画的影响很大。从这段经历，再结合他的作品，可以看出画面上的设计因素所构成的形式美，形成他静物画的一种范式。1994年他在东京举办了个人画展，当时的《人民日报》（海外版）这样报道：“他的画是属于写实风格的，人物画的活力、静物画的明快、风景画的优雅构成他作品的整体面貌——东方情调。仔细揣摹售出的每幅作品，发现幅幅都是构图别致、清新悦目、不落俗套的。这也反映了画家本人质朴、沉着、执著追求的性格。现代文明评论家、东京学艺大学的佐野宽教授在他的展览中评价说：‘胡君的画属于再现的，具象的画面中透出抽象的构成意识，是一位有高技巧和深思维的画家。’美国《华盛顿邮报》驻东京的一位特派记者收购了他的一幅静物画，并说：‘我是因为喜欢才买的，胡先生的画在表现质感上有独特的手法。’台湾的一位画商收购了他的两幅人物画，言称:‘画中流露出的东方美有一种无法逃脱的魅力。’观众和收藏家们普遍认为，在当代日本的画坛具象写实风格的作品渐渐少了，胡先生的作品很耐看，使我们能够体味生活、领悟人生。”

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必须要具备描绘人物的技巧，才可能画出美丽的花朵。”近几年，建斌主要画静物，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还这么虔诚地坚持画画，完成了不少好作品。如《青花火龙》，一个长形的法式棒面包将画面上下分割，主体物青花瓷罐和火龙果立在其中，左侧的果酒与青花瓷形成对比，火龙果的色彩高雅而不浮躁，用笔流畅而不走神，画面中的几个物体统一在椭圆形的构图里，前面台桌的平面化处理使主体物更明确和突出，给人以雅致的情趣。这种形式美还体现在《富贵平安》、《春、夏、秋、冬》、《中国陶瓷·静物》、《海的回想》等作品中。

从这些静物画中可以感受到建斌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情结，自然界的果实、石头、海螺、贝壳、瓜藤等都是他喜欢描绘的素材，所选的静物素材还反映出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仔细品味每一幅作品，有中国的南瓜、果实、葫芦瓜，有北京红肖梨、玉米棒，也有进口的芒果、咖啡豆和柠檬，有中国瓷器，也有洋咖啡机，这种物品的组合反映了一个开放的、融汇外来文化的当代中国面貌。同时，在他的静物画中，能看到新鲜水果和干枯水果的搭配，能看到植物的生命力，亦能见到枝叶的弯曲和枯萎；画中有盛开的鲜花，也有失去水分而枯竭的干花和果子。从所选的物品搭配上，蕴含了对生命价值的判断，这是建斌静物画的一个突破，也是当代中国静物画在题材上的创新。在表现技法上，建斌仍沿袭了西方大师的传统，即对照实物写生，在面对每一件物体时，将表象的东西通过他一笔一笔的绘制成为他独有的画面图像，通过图像表达出他的心象和气象。这就是他在艺术多样化的今天所呈现给人们的诗意般的纯净、典雅、纯美的画风。

2005年5月于北京 王沂东

注：王沂东（国家一级美术师、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