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行为艺术家李暐在威尼斯双年展进行悬浮表演 文/本刊记者 吕佳静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增多，中国与国际的交流密切让越来越多的策展人带着中国艺术家走向海外。从90年代初起，威尼斯双年展等大型国际展览纷纷出现中国策展人的身影。近几年间，特别是一些有留洋经历和较好英文能力的青年策展人也逐步走上国际舞台，在海外崭露头角，成为新一代国际策展人。但是，无论是去西方还是东南亚，无论是与海外的美术馆合作还是与画廊合作，策展人都将面临展览过程中的诸多棘手问题，如何解决？如何才可以做到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策划出一场优秀的展览？ 中国策展人在海外 2013年，知名策展人王林策划了威尼斯平行展，“最初是威尼斯一位策展人请我推荐艺术家，我们认识后，他看到我做的展览画册建议我去申请平行展。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它强调四个方面：第一，非营利机构主办；第二，全世界自由策展人申请；第三，展览的学术性；第四，展品的原创性。这四点我都非常认同。我觉得它改变了原来主题展和国家馆的限制性，使威双展有更大的开放程度和当代艺术的现场性。”在艺术家的选择上，王林认为无论选择在什么地方做展览，当代艺术家都要有问题意识，“艺术家总要针对某种问题作出反应，问题意识是当代艺术区别于现代艺术的关键之一。我在选择艺术家时首先注意的是其最具有问题意识针对性的作品。还有就是艺术品质和艺术智慧。” 同样，在2013年，青年策展人夏彦国有半年的时间都在瑞士的巴塞尔待着。“在巴塞尔，我策划了两个展览，其中之一是《No Questions》国际展，邀请了来自中韩英、以及在德国大学任教但分别来自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的艺术家、冰岛艺术家，中韩分别是我们熟悉的萧昱和李庸白。接着那个展览，我后来又做了系列展的《摆摊第四回：插入》，邀请了仅来自瑞士的七八个不同城市的青年艺术家。这两个展览都是根据瑞士当地的艺术现状和问题而定的主题，前者重在通过观众、空间、甚至文本试图提问，后者重在实验。”在瑞士期间，夏彦国还“遥控”策划了国内798艺术区挪画廊的一个群展——《假的》，“其实是走之前谈好要做的，只是很遗憾没回来现场布展和出席开幕。”夏彦国认为从本质上来看，在海外与在国内做展览其实都是一样的，“展览创意跟搞创作本质上一样，策展人需要权衡所有，最终决定你是否愿意去策划某个展览，而且这个展览必须有新意，有针对性，有意义。” 在海外怎样策展 在知名策展人冯博一看来，在海外策划一个好的展览的前提应是根据所在地的现状来定位展览主题，“然后选择什么样的艺术家及符合主题的作品，我每次都会根据现实情况去选择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及作品，不可能把你认为好的都选择上。”他说自己今年会延续去年的两岸四地艺术家计划，“今年是第六届了。由何香凝美术馆牵头，我做主策展人，由四个地方（大陆和港澳台）的四个策展人共同组成一个团队，然后在四个地方巡展。在展览上，我想做空间的多米诺方式，比如展览第一站会邀请艺术家在澳门的艺术博物馆做，第二站则是台湾的屏东美术馆，再下一站是何香凝美术馆，最后一站是香港大学美术馆。”因为是不同的巡展，所以需要不停地换地方。冯博一就会要求艺术家的作品应根据这四个地方的不同认知、感受和体验而不断地扩展他的作品，“到香港那站，作品呈现出的是最后完成阶段。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像多米诺骨牌式的不断向前进行的作品呈现过程。”另外，他还提到，会选择在扩展作品的能力上较强和比较活跃的艺术家。 夏彦国认为策展人的工作不是技术型的，是创意性的，“所以每个展览都要主题明确，然后选择符合主题的作品。但是在这之前，策展人肯定得明白，为什么是这个主题，而不是其他。就跟你要去讲故事，语境是什么，观众是谁，要讲多少，讲到什么程度，轻松的还是深奥的，甚至有的时候则需要通过一定的负面刺激去完成你的表达。”每次去海外做展览，夏彦国都期望做些新尝试，“比如在瑞士的两个展览，我都是站在‘批评者’的角度去提问，瑞士那边的朋友对我很好，但我的展览并不‘友好’”。夏彦国笑着介绍说，今年1月份在韩国的展览是为韩国“量身定做”的，“单看题目觉得一般，可是这个时候放到韩国这样的语境里，它是合适的。中国市场的升温迹象导致韩国一些投资者对中国当代艺术再次燃起热情，于是我就做了一次反市场的展览，选择了几个并不受市场热捧的年轻艺术家，但反而得到了别样的好效果。” 营利还是非营利？ 在国外，策展人通常都是“独立策展人”。他们按照自己独特的学术理念来策划组织艺术展览，其策展身份是不隶属于任何展览场馆或组织的。而在中国，很多策展人则是“复合身份”，他们可能会是画廊主或者是某个空间的合伙人。这种身份的不独立性一直都存在争议，当然，争执的关键并不是策展人的身份性这么简单，重要的是你策划的展览是否跟商业有关，是营利还是非营利的问题。在采访中，几乎所有的策展人都会提到自己策划的展览大都是跟海外的美术馆合作，不会涉及到交易环节。 对于夏彦国来说，他并不避讳自己与海外画廊间的合作，“2014年1月份，我在首尔的中正画廊策划了一个展览。主办方肯定有营利目的，可以理解，但是主题和艺术家的选择都必须由我来定。”夏彦国介绍说，韩国艺术界对中国艺术家的了解还比较简单，“除了著名的前辈艺术家之外就是少数几个知名的青年艺术家，其共同特征也就是拍卖价格好而已。”他说服画廊负责人应该做韩国人不太知道的年轻艺术家，“于是选择了8个我认为还比较活跃的艺术家。展览题目是《一二三四五》，意在强调艺术家的个性和作品的创作性，去‘中国化’，同时呈现中国当代艺术的多元化面貌。”这次在韩国的展览也让夏彦国感受颇深，“展览淡季，但开幕式当天来了很多人。观众反响不错，都说这次作品有新东西，重要的是开幕当天作品就已经销售一半以上，主办方很高兴。”销售的火热也给策展人带来更多话语权，夏彦国笑言道，“销售好，我也开心。下次合作我可以提更多要求，他们也会更配合。我现在已经开始琢磨如何把更好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带给他们。” 选择与韩国的画廊合作展览，夏彦国也考虑了很多因素，“两个国家离得近，方便，加上文化上又有不少共同点，交流也相对容易。”如今中国综合国力正在“上火”，世界人民都觉得中国土豪多，各种合作也更密切，“韩国也不例外。金融危机后，中韩艺术市场都很低迷，很多跟风进入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韩国画廊因各种原因在逐步退出。但是韩国艺术收藏家体系还是比较完善的，他们有购买艺术品的习惯，也喜欢收藏和投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 知名策展人王春辰认为现在国际上交流越来越频繁原因主要是因为西方和别的国家也看到了中国艺术家的价值。“无论是在美术馆、画廊、学校或者空间都一样，有的属于交流，有的属于商业性质的，有的做的轻松，也有的比较严肃。营利与非营利没必要过分讨论，总方向上都是一个好现象。” 
“没问题”展览现场 从海外展览中取经 从电影《威尼斯商人》中可知威尼斯是一个很会赚钱的地方，王林介绍说：“从政府角度来说，威尼斯双年展非常有利于威尼斯城市经济发展，其实他们的做法中国城市也可以借鉴。”威尼斯借助双年展的声望来扩大展览规模，把威尼斯主城区可以做展览的地方，大小场地全部利用起来，由场地持有者向组委会申请，只要组委会同意就可以。“组委会收费不多，他们只收知识产权费用，就是威尼斯双年展的Logo，组委会授权给你，这个费用在2万欧元左右。场地费用是跟场地持有方去谈，这次我们是跟政府谈，这次展览场地花费很大，场租就有四、五十万欧元，当然展览半年之久，时间比较长。”威尼斯双年展不仅为威尼斯政府带来了直观的经济利益，由艺术带来的品牌效应为威尼斯增添艺术风采的同时也附加了更多利益价值。 威尼斯双年展也给国内的一些中小城市带来发展灵感，“今年11月份，我要在浙江的乌镇举办首届乌镇双年展。乌镇是一个非常小但却很有名的旅游景点，去年他们做了一个乌镇戏剧节，还挺成功的。威尼斯是水城，乌镇也是水城。乌镇政府也知道威尼斯双年展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所以他们想打造东方的威尼斯，这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冯博一提到以往的双年展都在北上广之类的大都市举办，所以能选择这么小的一个镇，还是很有意义的，“现在双年展的形态在渐渐渗透到地方上，渗透到三四级的城市中，他们想利用当代艺术资源与当地的旅游文化相结合。”从局势和生态上来说这都是一个好现象，能给城市带来不一样的活力及影响力，“虽然还没有谈到具体计划，但应该不用太担心资金的问题，地方政府肯定会承担相关展览费用。”冯博一认为他重点考虑的是要怎么让一个大的展览计划与乌镇的地域文化性做好衔接。 去海外策展的那些“麻烦” 在冯博一看来，选择去国外做展览并没有什么麻烦的，“比在国内简单多了。国外更专业，比如场馆和布展都很专业，国内除了一些专业的美术馆会专业一点，其他地方都不行。”王春辰则认为，除了资金以外比较大的困难还是在于主题的确定和作品的选择，“在国际上做展览，要知道是什么样的作品适合在那里展出，要表达什么样的感受。要选择好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这个‘好’是指有意义，不是指特别漂亮，当然也不仅仅局限在观念上。” 夏彦国认为在国外做展览中的资金问题并不算是麻烦事，“国外多是邀请性质的，基本的展览费用都没问题。不像在国内，有些机构为了节省，总想零成本做展览。所以，去国外做展览，最早确定的是预算，多少都不是太大的问题，量‘财力’而行。”而他认为最麻烦的则是海关和运输，“有些作品因为内容和形式的原因，会被误认为有“政治色情宗教”之类问题，不能自由出入。”但是，他还提到对不同国家的消费水平及生活习惯的不熟悉也会带来很多意外的麻烦，“去年，我在瑞士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因为不知道在瑞士购买一些材料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整个活动执行起来变得很有压力。比如巴塞尔的《No Questions》展览作品都是装置影像，为了省运输成本，有些作品需要现场制作。本来以为是非常迅速的一件事情，可是实际操作起来却意外频现。”展览组为了购买萧昱作品中的几个“布基胶带”就浪费了好几天甚至一周的时间，“因为整个巴塞尔只有两个商店有货，而且颜色不仅单一，还经常缺货。”夏彦国还提到瑞士的工作效率和习惯与中国差异太大，“中国人干活不要命，欧洲人的个人时间很重要，该休息就绝不会工作。”虽然策展人不一定要事事亲力亲为，但是也必须把握整体的进度和时间协调，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都会影响到展览的顺利进行。夏彦国认为在国外做展览，时间一定要充足，整个安排都要按照计划来才行，“因为双方的时间观念和工作方式甚至思维方式都有不同的地方，你只有按照计划进行才可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当然，他还提到在海外做展览时的语言沟通也是个问题，“在西方，用英语交流基本都没问题，但是韩日等东方国家的英语都是哑巴英语，涉及到具体工作必须有翻译才可以沟通。” 就算不涉及艺术品交易，关税也是一件麻烦事。彭锋介绍说，“要出国做展览，就要报关。报关中麻烦的是作品押金，因为我们一般都没有这个预算，假如是一些贵重的艺术作品，实在难搞定。另外一件麻烦事是罚金，如果作品从海外回来比预期定的时间晚很多就要交不少罚金。” 夏彦国对于关税的问题也有不同的抱怨，“一般让主办方自己看着办，这在分工上不属于策展人份内的事。比如这次韩国展览，有临时出口和永久出口之分，主办方认为能销售的就办理永久出口，没有关税，但是如果销售不了再运回来那就要交高额的永久进口税。如果一开始只办理临时出口，不销售只借展，展览结束后就必须送回来。假如出现了销售，那也要运回来再申请永远出关，否则你办理临时出口时候缴纳的押金就可能回不来了。” 可见，中国社会的开放使中国艺术家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空间来创作和展示新的个人化的艺术作品，也使中国当代艺术有了国际交流的可能性。这是一个相互发生的过程。王林说：“中国艺术家如今表现出的这种独特面貌是交流的前提，反过来交流过程又会促进独特性的产生，这就是全球化和本土性的关系，或者说中国性和世界性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艺术家、策展人应该在国际舞台上去展示自己，更自主、更主动、更充分地展示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实面貌，达成国际间双向互动的良性循环。这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新的起点。” 我们期待，2014年会有更多的策展人将中国艺术家作品带往更加遥远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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