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建国出生于1956年，亲身经历了恢复高考、改革开放、89学潮、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等一系列关乎社会与个人命运的种种变化，在这期间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也在“革命与不革命”、“富有与不富有”、“成功与不成功”这样简单的二元思维中变化着。对于隋建国而言他已经不相信任何乌托邦式的美好愿景，不再幻想借助任何“外力”来实现他心中预期的幸福；他意识到通过作品来认识、肯定自己的存在才是最重要的。于是，进入“知天命之年”的隋建国将艺术探索的方向转向了具有普适性的“身体”与在潜意识中的那个“本我”；将对于作品外在公共意义的追求转向了对于创作主体自身内在价值的肯定。 相对于其他艺术史学者而言，笔者倾向于将隋建国的创作经历分为3个时期。第一阶段：1984—1996年，为“材料表现”时期或称为“自我确立”阶段。1984年，隋建国在山东艺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并留校任教，大学期间的“寻根热潮”使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热情，“庄子”哲学中的《齐物论》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万物齐一”的观念下，他尝试撇开学院的雕塑语言，对各种材料进行实验、探索。1989年之后，一系列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使他生活以及创作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禁锢、困惑、伤害等情绪在作品中渐渐显现出来，《结构系列》（1991）、《地罣》（1992-1994）、《封闭的记忆》（1994）《殛》（1996）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在这十几年间，隋建国始终坚持以抽象的“非材料”的材料为物质媒介进行创作实验；并以这种“非学院”的艺术语言、艺术观念表达自己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拒绝与对抗。同时，这也是艺术家主动探索个人语言，寻求自我，与其他艺术家拉开距离的过程。 1997年——2005年，隋建国进入了他艺术探索的第二阶段——“现实主义”阶段抑或称为“自我逃避”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借鉴西方现代艺术中“挪用”的艺术手法，回避艺术家的自我个性，放大学院“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以此呈现艺术家对于历史与当代的认识，代表作有《中山装》、《衣纹研究》、《恐龙》系列等。 在《看的见的时间》一文中，皮力揭示了隋建国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徘徊、游走的状态：他试图突破现实主义的语言桎梏，让艺术语言呈现出自身的丰富性；同时，他又试图在观念艺术自在的语言逻辑中注入强烈的现实关注；不仅试图在当代艺术注入东方色彩，而且试图注入中国社会的特殊历史与现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