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节泓，你好！ 做作品和做展览肯定是两回事，甚至可以把艺术家分成擅长做作品的和擅长做展览的。做作品在于封闭的那个自我系统的呈现，做展览在于把观者考虑进来，这是思维传递的过程。这就如同几重转换：艺术家把内心所感所想转换成视觉化的作品，作品通过布展的方式呈现在展厅，最后展厅里的艺术被观者看到并且进入他们的内心，引发了观者相应的思考和感触，这是又一重的转换。我一向只考虑到这些层次，而以往所有的环节我都是习惯独自面对，展览后续反馈的东西也是我自己慢慢接收慢慢消化，和策展人预先有触碰的机会少之又少，何况是这种像国外课堂似的密集的讨论，我由此产生的焦虑大概也源于此，无法集中精力对付第一步游泳，只能在城外，遥相呼应。也不应当“介入”恰恰是你的策展方法所在。也许我的方式就是对所有外来的“介入”的本能抵触中慢慢选择、接收，至少目前对我脆弱人性的磨练颇有益处。我这次展览作品的确在于我对于社会的观看，以及如何在展览里让观者能介入进来，因为只有观者的参与才能真正完成观看的整个过程，你说“观察” 和“记忆”是重事实和重想象的两种不同方法论，很有意思，我希望能把两者结合起来，选择的记忆就是我们真正观看世界的方式。现今我们的时代，完全是资讯的时代，资讯爆炸，让人无暇辨别。我在上海做老师时，深感年轻人被资讯深深影响着思维。对于我们所处的世界，太多外在的样貌让我们流连在含义的浅层部分，而切碎的信息和由此带来的太多无效负面或者垃圾信息搅乱了判断，不能完成对世界的认知。所以对认识世界有帮助的，不是知道什么而是尽量不知道什么，在人性还有一个直觉判断的时候，你还有救。这次这个展览我想呈现的部分，首先和我以往的思维方式很不同，以前我作品总有个基本的支点，就是我的视角，所有问题都是有我自己明确态度的，而在这个展览的作品里，我试图把个人化的视角移动一下，这样就没了我的态度做支点，我以为是我创作的一个进步，但也造就了思考时的障碍——仅仅对我而言，这是目前作品的困境之一，也是让我每每感觉乏力的重要原因。我之所以前面一直谈论刘小东的新作，也是用另外的方式在鞭挞自己，创作者如何去平衡观看的角度，希望我能越过一些可能对其他人不成问题的阻碍，把这批作品的转换顺利完成。另一个还可以讨论的是作品自证的问题。我坚信“视觉作品作为艺术语言的独立性”，在证明的过程中，我愿意小心翼翼保护好我的秘密城堡，不是因为语言会成为穿城而入的子弹，而是创作者的最大快感在于大幕揭开的刹那，这些方法是可以谈论的，但作品本身，还是让它独自存在，等待揭晓的一刻。我习惯的方式是直到展览之时回避干扰，等展览开始作品扔给观者时它自己能够独立存在，所有的讨论是帮助作品生长的营养，这时我很乐于参与对于作品的任何讨论。这也许只是我强词夺理、积习难改的一种逃避态度，我相信这个话题对策展人来说有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 在新年来临之前的最后一点时间里，我发出了这封信让我多少有点轻松。 新年将至，多多保重！ 向京 向京，你好。 我越来越懂得你的“本能性抵触”了。同时，我庆幸有这样一种书信形式，作为新的策展方法，促成这样的交谈，尽管未能像理想中与每个艺术家都有这样的交谈。我所追求的策展经验，总想在最终实现现场的过程中也有知识积累。但是，在过去的策展实践中，我虽也一直坚持与艺术家访谈，但我越来越怀疑这种作品之后交流的意义，以及策展本身的意义。当然，策展人大概还有选择艺术家的权力，但是策展人的投入与获得都是相对有限的。如果只为了组织张罗，让我们来做一个个中国当代艺术全国美展吧。策展人和艺术家之间如何发生真正的有效的互动，发生在何时何地？除了能在画册里写一堆褒扬之词之外，有没有策展人对艺术实践，对展览作品形成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如果有，如何体现的；如果没有，要策展人干吗？策展人难道还会在画册里批评自己选的参展作品吗？那么，策展人的批评性在哪里落地？如何为展览形成做有效贡献，而展览形成的根基不是找人找钱找地，而是展览作品（不同于是艺术作品）的形成。你一面在坚信艺术语言独立性，一面要保护你的秘密城堡。也就是说，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可以随便来，但是那个红盖头还是要到最后一刻才能揭的。于是乎，这当然不是嫁娘生怕露怯，而是她一贯的矜持与小心累积的观看魅力；于是乎，尽管绕弯子说事，直到最后眼见为实。我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猜谜游戏，因为那个红盖头所遮挡的不是一张好看或者难看的脸，而是那个神圣的相视时刻。你透露说作品要有观众介入，很感兴趣，但不知道会是何样的介入，我自己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作品，由观众的行为参与来完成作品的视觉呈现。另外，你所说的将个人化的视角移动一下，我没有完全明白，是指更客观一些吗？没有关系，若难把握度的话，还是先不说了吧。现在，北京已经是二零一一年了，新年快乐。 姜节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