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节泓，你好！ 你对于“观察和记忆”的论说甚为赞同。还说刘小东的展览，刘在对于家乡和家乡朋友的生活的观察很小心，拿捏着一个“度”，这是种距离，他的身份更像个观察者，而不是群体中的一员——当然不是，早不是了！这里面是个差异，境遇的差异，但小东又不想介入到任何一段现实的生活之中，而且也不想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观察者”。就像我难得回趟老家向你讲述的那两段故事，从我自己的价值观里我肯定是完全排斥那样的人生的，但当你成为一个在旁“观察的”人时，不介入的基本心态和境遇上的差距让我本能涌上一种道德优势，甚至怜悯，我内心里无比鄙夷自己的这种心态，但人只有站在自己的立场看一切事物，还能怎样呢？否则更乱。所以我在看刘的那个展览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是不成立的，其中真正成为一件好艺术品的，还是侯孝贤的那部纪录片——虽然这肯定也不会是侯导作品里的上乘之作——侯导观察者的角色扮演得非常好，为什么？关系的一个基础在于一个“观看之道”，正好我看到约翰•伯格有本畅销书《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 ］》，里面有一句话说道，我们从不单单注视一件东西，我们总是在审度物我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我们观看一个事物的时候，不是在观察事物本身，总是把这个事物和自我联系起来，所以存在的事物总是和“我”有关的，或者说，世界的形态只有和“我”有关的部分是有效的。还是在《观看之道》里说，我们只看见我们注视的东西，注视是一种选择行为。所有影像其实都与权力或某种欲望有关。你看，在我们的叙说里，同样的题目，我有我的线索，你有你的经验，在各自找到与话题相关的经验时我们可以最真切地谈论起相通的感受。能干扰吗？可以，能改变吗？几乎不可能。其实城市化的生活里，我们甚至对相互的生活根本是不关心的，辐射到的只有相互相交的那么一点，这已经和中国传统习惯有很大的差距了，现代化的进程里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思维习惯我们的价值体系逐渐被西方文化“文明”了。更准确的说法是，弱势的文化总是会被强势文化同化的。也许等到世界的权力和财富都集中到某些人手中的时候，会有人 “俯身”做些挽救弱势文化的“高尚”的事，因为我们只能指望高尚的人有可能做“俯身”之事。姜节泓，最近和你展览相关的几件作品一直处在停工的状态，这和我预先设想的激昂冲突的交谈不一样，因为现在的状态和我平时的工作习惯有很大差异。创作需要一种封闭状态的，尤其是我，基本是一种极端封闭的状态，即便是身边的助手，往往根本不知道我想做什么，最后的效果是什么。是偏执加上将错就错的，这时一般我都信心爆棚，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只有直觉和无端坚信的那个目标。而和你聊天思维上是清晰的，在逻辑、初衷的线索上尽量理清，而创作岂能理清再做？！我很担心最后的作品只是我们谈论的话题的图解注脚，而失去了它自己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是我最担心的，而目前的状况偏偏滑向那里，我越是和你谈论，越不能继续做我的作品，在作品的源头被谈论之后它们变得索然无味——即便我一直在绕圈，在外围转，但我心里明晰我正在内心像一个“外人”一样审视我正在进行的创作，如果事实是这样，我已经不必要再用视觉化的语言重新演绎一遍。另一方面，本身我也讨厌不断地解释作品，作品的表现力和它所能打动观者的是它自身无法用其它方式复述的力量所在，这是我一直努力在做的一个工作，还原作品的可感知性，让作品成为可以独立存在并可以自证的部分。可现在这个方式正在被我自己瓦解，我先把初衷费力解释直到我已经失去做它的兴趣和必要。原本清晰的创作的面目和理由在我退后距离的审视下，变得反而模糊和矫情，不需要与另外一个人的讨论，我自己已经发生了无可挽回的质疑，就像我们常说的，我们越是追求真理，离真理越远。原本想写一次稍微长点的文字，每次都是泛泛而谈觉得不深入，结果最近北京极寒，先是我突然发了风疹，广慈又突然又吐又拉，一下子停顿了几天，病的这几天攒的一点事又要处理占了几天，一下子就一周了。人生竟是这般景象，一天到晚忙叨，又好像做的事情一点点，如果再不留点证据，都恍惚不知道每天过了没有。再接着写好像心气不够，脑海里全是悲观的念头，留待下次再续。 向京 向京，你好。 我能理解你所描述的被自己鄙夷的心态。人心里有一把自己做的尺，在人与人之间来衡量所谓的优势。我们每个人都很可怜，尽管懂得谦卑的好处，却往往不是真正地在学谦卑，而是在学如何把骄傲掩藏得更好。而骄傲和自卑又像是在桌面上旋转的硬币的两个面，谁知道它今天会哪一面朝上。 “注视是一种选择”，我从来不信艺术创作中能坚持什么客观性，从根本上就不发生于一个客观的起点。而你引用伯格所提到的观看中主客体所形成的关系很重要。接着，疑虑我们互相之间交流的可能。但是这种主客体的经验与我们之间的交流似乎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在几周的书信回合中，与艺术家们的交流从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个策展框架中，对于“关系” 的多元探讨；而另一个，就是对于我们这次书信交流的这个方式的反思，方法论的探讨，多多少少，而你想谈得比较深的，那我们就再多谈一点。方法论不是西方的，只不过我们缺少系统的梳理（特别在艺术领域中）。但是，它太重要了，就像知识机器里的齿轮。我在中国英国两边教学，发现许多中国学生缺少的不是聪明才智，而是方法，许多论文只能关起门来称博士的，拿不上国际（不是西方）的台面。比如，我们讲回到的小东的展览，我们知道画只是手段，而“观察”或是“记忆”就是方法论，粗略地分析，一个重事实，一个重想象。如果方法论没有厘清，整个创作好比釜底抽薪，就像你说的，不是画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因果结构不成立的问题。而我们的这次展览，在“关系”框架中的探讨下暗藏的正是对于我们策展实践方法的一种考量和批评。向京，我完全能够理解你描述的你创作时的状态，理解你所焦虑的关于艺术实践和文字叙述重叠，以及如此的交流形式有损你创作热情的可能。好比在我们学院做一个实践和理论结合的博士课题，论文中的一个章节不得不论述自己的实践。一个若是系铃的，一个就得是解铃的，岂不尴尬纠结。好在这个是学术研究，和纯粹的艺术实践不同，以知识交流为根本，算是博士生们抚慰自己招供的一个说法。当然，招供是说笑，总要有文字能建立起来的新角度来与实践遥相呼应。遥相呼应重要的不仅仅是呼应，还有就是保持距离。我们都在小心翼翼地在谈，一方面避免不着边际的空谈，一方面又要避免触及中心，触及那个秘密城堡，绕着弯子说事。其实，我当然知道我们互有对问题焦点的经验和感受，我也没有期待我们这样的文字交流就可以干扰或者改变对方。但是，正是因为我们如此的交流，有意识地避让对方干扰保护自我逻辑的过程，才好尽可能地弥补、修复和完善我们有限的认知。对我而言，这样的书信写作过程本来就不是，也不应当是一种“给予（他人）”的程序，而是一种“（自我）获取”的程序，探讨的结果恰恰是在自我批评和梳理的同时，与其他参与者一起展现一系列多元思考的路径。在当代艺术当代展览的语境中，艺术家做“作品”和做“展览（不管是个展还是群展）”是不同的，简单地说，做“作品”只需要对作品负责，而做“展览”则需要艺术家肩负展览和作品的双重责任。换句话说，能不能这样理解，在传统的展览概念中，一般而言，先有作品，再有展览；而我们所面对的当代展览更像一个讨论的平台，做展览与做作品是同步的，而这种同步的方式，我们试图以书信的交流作为纽带。这个大概就是我一直所说的互相介入的一种手段，最后，让这个展览变成一个真正的群展，一个 “我们的”展览。向京，你似乎一下子有点低，身体好些吗？我们可以停一停，或说点别的。我们真的坚信视觉作品作为艺术语言的独立性吗？如果是，文字根本不必绕弯子；如果是，即使文字真想单刀直入也还是进不了那个秘密城堡的，因为好的城堡都有护城河，而文字不会游泳，只能在城外，遥相呼应。 再叙， 姜节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