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 文 凡写四时之景，风味不同，阴晴各异，审时度候为之。古人寄景于诗，其春曰：“每同沙草发，长共水云连。”其夏曰：“树下地常荫，水边风最凉。”其秋曰：“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1〕然。”其冬曰：“路渺笔先到，池寒墨更圆。”亦有冬不正令者，其诗曰：“雪悭天欠冷，年近日添长。”虽值冬似无寒意，亦有诗曰：“残年日易晓，夹雪雨天晴。”以二诗论画，“欠冷”、“添长”、“易晓”、“夹雪”，摹之不独于冬，推于三时，各随其令。亦有半晴半阴者，如“片云明月暗，斜日雨边晴”。亦有似晴似阴者，“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予拈诗意以为画意，未有景不随时者。满目云山，随时而变。以此哦之，可知画即诗中意，诗非画里禅乎？ 《画语录》与《画谱》对校 〔1〕“苍”字，《画谱》为“怆”。 译•释•评 19世纪法国诗人波特莱尔（Baudelaire 1821—1867）察觉德拉克洛瓦（Deleacroix 1798—1863）的画中有诗，似乎是一个新发现，因在西方，诗与画是不同的艺术领域。雨果（Hugo 1802—1885）也作画，但绝不因此就将文学与绘画的功能混淆起来。荆浩、关仝、董源、巨然、李成、范宽都是杰出的画家，但他们从未以诗人姿态出现。自苏东坡等诗人涉足绘画，并提出了“诗画一家”的观点，于是中国绘画与诗结姻亲成了风尚。这种姻亲呵，多半同床异梦，甚至成了锁链，束缚了彼此的手脚。当然我绝非反对画本身的诗境及诗中升华了的画境（见拙作《贾岛画中诗》）。石涛是典型的文人画家，诗、书、画的修养均极高，但他绘画上的造诣并非隶属于诗，或只是诗的图解，他作品中诗、书、画的融会极其自然，相得益彰，属于以三者共建的综合艺术中的杰出典范。 这章的实质问题是谈诗与画的关系，石涛的观点还是着眼于诗与画的相通，并没有着力剖析两者的差异及不可相互替代的各自特性。他那时代，“画中诗”或“诗中画”虽尚未有精辟的科学分析，但诗与画也还未泛滥成为彼此相欺蒙的灾难。直至18世纪，德国的莱辛（Lessing 1729—1781）才对诗与画作出科学的界限，他通过雕刻《拉奥孔》和诗歌《拉奥孔》的比较，明确前者属空间构成，后者系时间节律。而我们诗画之邦似乎无人肯作出这样有些血淋淋的解剖。 凡写四时之景，风味不同，阴晴各异，须根据季节气候处理。古人寄情于诗，如写春，“每同沙草发，长共水云连”；写夏，“树下地常荫，水边风最凉”；写秋，“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写冬，“路渺笔先到，池寒墨更圆”。——无非是寓情于景的一般诗作。而石涛留意的却是情景违背了时节的例子，如写冬，“雪悭天欠冷，年近日添长”、“残年日易晓，夹雪雨天晴”。——冬天少雪，欠冷，白天反而添长，天反而亮得早。石涛以这两首诗论画，更推而广之，说不仅冬季，其余三季也各有其时令变异。艺术家贵于有想象，构思新颖，出人意外，呈现给观众一个独特、神异的伊甸园，这该是超现实主义的契机吧。中国古代诗人与超现实主义无缘邂逅，但也有人不肯人云亦云歌讴平庸，偏在精神世界中令年光倒流，其实与超现实主义已只一步之遥。石涛又类推到半晴半阴“片云明月暗，斜日雨边晴”，或似晴似阴“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予拈诗意以为画意，未有景不随时者”中“未有景不随时者”句我反复推敲，是仅仅指景与季节的一致呢，还是更包含了景与季节之神妙配合？既然他拈诗意以为画意，并特别例举了反季节的诗篇，并常撷取异地之景令寓于同一画面，他的艺术天地不应局限于季节的一般规律。“满目云山，随时而变”，他喜多变，善于处理多变。吟咏品味，“可知画即诗中意，诗非画里禅乎”？根据其作品分析，他对画与诗的融会着力于意境及禅境方面的沟通，而绝不影响到绘画形象、形式中的独立思考与发挥。今录石涛论诗画关系的题跋一则，更有助于理解他对待诗画结合须浑然天成的观点：“诗中画性情中来者也，则画不是可以拟张拟李而后作诗。画中诗乃境趣时生者也，则诗不是生吞生剥而后成画。真识相触，如镜写影，初何容心。今人不免唐突诗画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