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文 凡写四时之景,风味不同,阴晴各异,审时度候为之。古人寄景于诗,其春曰:“每同沙草发,长共水云连。”其夏曰:“树下地常荫,水边风最凉。”其秋曰:“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1〕然。”其冬曰:“路渺笔先到,池寒墨更圆。”亦有冬不正令者,其诗曰:“雪悭天欠冷,年近日添长。”虽值冬似无寒意,亦有诗曰:“残年日易晓,夹雪雨天晴。”以二诗论画,“欠冷”、“添长”、“易晓”、“夹雪”,摹之不独于冬,推于三时,各随其令。亦有半晴半阴者,如“片云明月暗,斜日雨边晴”。亦有似晴似阴者,“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予拈诗意以为画意,未有景不随时者。满目云山,随时而变。以此哦之,可知画即诗中意,诗非画里禅乎? 《画语录》与《画谱》对校 〔1〕“苍”字,《画谱》为“怆”。 译•释•评 19世纪法国诗人波特莱尔(Baudelaire 1821—1867)察觉德拉克洛瓦(Deleacroix 1798—1863)的画中有诗,似乎是一个新发现,因在西方,诗与画是不同的艺术领域。雨果(Hugo 1802—1885)也作画,但绝不因此就将文学与绘画的功能混淆起来。荆浩、关仝、董源、巨然、李成、范宽都是杰出的画家,但他们从未以诗人姿态出现。自苏东坡等诗人涉足绘画,并提出了“诗画一家”的观点,于是中国绘画与诗结姻亲成了风尚。这种姻亲呵,多半同床异梦,甚至成了锁链,束缚了彼此的手脚。当然我绝非反对画本身的诗境及诗中升华了的画境(见拙作《贾岛画中诗》)。石涛是典型的文人画家,诗、书、画的修养均极高,但他绘画上的造诣并非隶属于诗,或只是诗的图解,他作品中诗、书、画的融会极其自然,相得益彰,属于以三者共建的综合艺术中的杰出典范。 这章的实质问题是谈诗与画的关系,石涛的观点还是着眼于诗与画的相通,并没有着力剖析两者的差异及不可相互替代的各自特性。他那时代,“画中诗”或“诗中画”虽尚未有精辟的科学分析,但诗与画也还未泛滥成为彼此相欺蒙的灾难。直至18世纪,德国的莱辛(Lessing 1729—1781)才对诗与画作出科学的界限,他通过雕刻《拉奥孔》和诗歌《拉奥孔》的比较,明确前者属空间构成,后者系时间节律。而我们诗画之邦似乎无人肯作出这样有些血淋淋的解剖。 凡写四时之景,风味不同,阴晴各异,须根据季节气候处理。古人寄情于诗,如写春,“每同沙草发,长共水云连”;写夏,“树下地常荫,水边风最凉”;写秋,“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写冬,“路渺笔先到,池寒墨更圆”。——无非是寓情于景的一般诗作。而石涛留意的却是情景违背了时节的例子,如写冬,“雪悭天欠冷,年近日添长”、“残年日易晓,夹雪雨天晴”。——冬天少雪,欠冷,白天反而添长,天反而亮得早。石涛以这两首诗论画,更推而广之,说不仅冬季,其余三季也各有其时令变异。艺术家贵于有想象,构思新颖,出人意外,呈现给观众一个独特、神异的伊甸园,这该是超现实主义的契机吧。中国古代诗人与超现实主义无缘邂逅,但也有人不肯人云亦云歌讴平庸,偏在精神世界中令年光倒流,其实与超现实主义已只一步之遥。石涛又类推到半晴半阴“片云明月暗,斜日雨边晴”,或似晴似阴“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予拈诗意以为画意,未有景不随时者”中“未有景不随时者”句我反复推敲,是仅仅指景与季节的一致呢,还是更包含了景与季节之神妙配合?既然他拈诗意以为画意,并特别例举了反季节的诗篇,并常撷取异地之景令寓于同一画面,他的艺术天地不应局限于季节的一般规律。“满目云山,随时而变”,他喜多变,善于处理多变。吟咏品味,“可知画即诗中意,诗非画里禅乎”?根据其作品分析,他对画与诗的融会着力于意境及禅境方面的沟通,而绝不影响到绘画形象、形式中的独立思考与发挥。今录石涛论诗画关系的题跋一则,更有助于理解他对待诗画结合须浑然天成的观点:“诗中画性情中来者也,则画不是可以拟张拟李而后作诗。画中诗乃境趣时生者也,则诗不是生吞生剥而后成画。真识相触,如镜写影,初何容心。今人不免唐突诗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