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中国

黄苗子:郁风一流人物一世情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0-09-07 15:46:47 |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苗子 启功比我大八个月,跟我比较熟,他去世时九十三岁,我九十二岁。去世以前,就算我们身体不灵便,也总是通电话。启功进了医院以后就不能说话了。启功、王世襄对我的帮助都是很大的,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写了一本三联书店出版的《艺林一枝》,研究古代艺术。启功的打油诗非常有意思,滑稽得很。我跟启功相识大概是从50年代开始,已经有半个世纪了。我当时住在王世襄的芳嘉园,启功从黑芝麻胡同迁居小乘巷,因为佩服他的学问,我们经常来往。“反右”以后,都被划成了“右派”,大家都很紧张,都不敢来往。但是我们彼此平时来往还比较多一点,大家都互相理解,启功、王世襄有时候来看我。

“反右”以后,大家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就都写一点东西。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就是在那个时期写的,研究清朝人的建筑法则《营造法式》等好几本书,还有对于鸽子、葫芦的研究,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当时研究唐代画圣吴道子,写了大概十几万字。我们有一个朋友以前给启功的老师陈援庵老先生抄东西,当了“右派”以后没有事情可做,他就替我们三人抄东西。抄完之后大家交流互看、提意见,当时来往比较密切。启功最有名的一本书《诗文声律论稿》,给诗律平平仄仄的发音总结了很好的表格和规律,从平平仄仄中拉开五言、七言,这就让人们能抓住旧体诗平仄的规律,让它变得简单。启功改稿子的每一页都是手写楷书,《诗文声律论稿》最后大概改到第九次才满意。我十分钦佩,至今还保留着他的第七次改稿。差不多是几年以后“右派”*,我的《吴道子事辑》才在中华书局出版,启功也替我纠正了不少错误,他都用纸条夹在稿件里,很细心。

我觉得启功很可惜,这么大的一个天才,什么都懂。有人喜欢或者不喜欢他的书法,但是提到书法,不能不说他是头一把交椅。他对书法理论太熟悉,把书法研究透了。提到书法,他能讲几天几夜。他现在的桂冠就是书法大师,这实在还是他小而又小的一方面,反而使他其他的才华没有很好发挥。

李怀宇 1949年后,“二流堂”那些朋友之间如何交流?

黄苗子 阿英同志50年代初担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华北文联主席。他每次来北京都住在我们这个“栖凤楼”,所谓“二流堂”。后来,吴祖光也住在我这里。阿英同志鼓励我搞美术史,解剖几个“麻雀”。大家都知道吴道子是“画圣”,可是“圣”在何处,有哪些作品,历代有什么评论,到底有多少作品,都需要系统地说明。在他的启发下,我、徐邦达、张仃、叶浅予常常为吴道子的研究互相交流。

李怀宇 “二流堂”的案子到底怎么回事?

黄苗子 北京“二流堂”在东单一个破破烂烂的大房子里,浩子(戴浩)花了几个金条买下了这栋楼。起初是盛家伦、浩子两对夫妇住在里边,后来,我从香港来,没有地方住,也住在里边。再后来,《新民报》公私合营,也搬到里边,我也去参加管理。最后是吴祖光也搬进来。吴祖光很可惜,多少年的朋友,他的才华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当时大家聚到一起,各自有各自的朋友。我跟郁风是美术界的朋友多,盛家伦是音乐界的朋友多,吴祖光是戏剧界的朋友多。有一句话说,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危险,我们就不知道危险。“反右”的时候,有人提出来我们是在北京恢复重庆的“二流堂”,还上告了中央。其实周总理是很清楚的。在重庆,郭沫若、夏衍都和我们在一起,到了北京又聚集到一起。“四人帮”把我们揭露出来,目的也就是为了针对周总理。

其实,“二流堂”除了朋友的感情沟通,更多是推动大家专业之间的交流。比如吴祖光搞梅兰芳的戏剧,就把我、张光宇、张正宇请进去做艺术顾问,对布景等提出意见。这一类的事情很多,我们没有想法、意识去振兴中华文化,但是实际上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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