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苗子 我八岁到十几岁在广东跟邓尔雅学习。我父亲当时在香港办中学,邓尔雅跟我父亲是同学,就经常来教我。邓尔雅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但是当时年纪小,勉勉强强跟他学,并没有受到他多少的艺术影响。现在,我才体会到他的艺术精髓,他很了不起。但是当时我得到他的一个好处,学会搜集材料。做学问的人最重要的是搜集材料,不会搜集材料怎么做学问?读书凭脑子记忆,不可能全部记清楚,一定要有根据。所以我从50年代初起,就学习邓尔雅先生,凡是书上有用的东西,都抄下来,做卡片。邓尔雅先生抽卷烟,经常用卷烟的纸来抄材料,然后一分类就出来了。 郁 风 他搞了很多卡片。 黄苗子 比如我看到聂绀弩的诗,我都一首一首地抄下来。最后,聂绀弩的诗就全了。我就学全了这些做学问的方法。 李怀宇 书法要几十年的工夫才能练好。 黄苗子 我们当时对张正宇的书法是很佩服的。 李怀宇 他自己好像讲过一个五个指头的故事。 黄苗子 这是黄永玉跟张正宇开玩笑开出来的。张正宇举起一只手的五个指头数起古今的书法家:王羲之、颜鲁公、怀素、米芾,大拇指则是张正宇自己。张正宇确是天才。 李怀宇 中国传统讲书画同源。启功的画也画得很好? 黄苗子 画得好!但是他不画了,因为写字已经被追捧得要命,他如果再画,就不得了。早期画得多,后来不画了。 李怀宇 你们夫妇之间如何交流艺术? 郁 风 我经常是他的第一个批评者,他写了字,我其实不懂,但是我从艺术的角度、直觉、构图等方面,最不客气地评价。他有时候听,有时候也不听(笑)。我的画,他也批评。后来,他总说他画画是跟我学的,其实不是。我们先后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十年,那里地大人稀,住的房子很大,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工作室。我们一共有三个工作台,中间有一个大桌子,我画完以后的颜料都不用收起来,他写完了字就“偷用”我的颜料画画(笑)。 李怀宇 当年你是传奇女画家潘玉良的学生,你跟潘玉良学画的经历是怎样的? 郁 风 当时,因为搬家到上海,我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毕业,想继续学习,就去了南京中央大学。那时候徐悲鸿刚刚从国外回来,成立了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徐悲鸿那时很火,他对艺术系实行一种制度,按照教师分班。不管一年级、二年级,只要选某个老师的课,就在一起上课。徐悲鸿邀请了潘玉良讲课,潘玉良刚从法国学画回来,没有什么名气,没有什么人知道她。结果徐悲鸿的教室人山人海,一层一层包围。我觉得人太多,根本看不见老师,就选了潘玉良的课。潘玉良只有两个学生,一个男学生,一个是我。虽然只有两个学生,有点尴尬,但是我觉得上课舒服极了。我们画景物的时候照样有经费可以买道具,照样可以雇模特。潘玉良教得也很好,因为只有一两个学生,就像带自己的孩子,我们反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还给潘玉良当模特,画了一张油画,画得很好,但是不知道去了哪里,也没有发表。但是学了只有一年时间。 郁风的父亲郁华、叔叔郁达夫都曾留学日本,郁华成为著名法官,曾营救田汉、阳翰笙、廖承志等人,郁达夫成为新文学健将。1939年,郁华遭日伪特务暗杀于上海寓所门前;1945年日本投降后,郁达夫遭日本宪兵杀害于印尼。 李怀宇 你的父亲郁华、叔叔郁达夫都是抗日烈士,生活中郁华和郁达夫是怎么样的? 郁 风 我的父亲是我们上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有机会到日本留学,接受了新文化。他本人完全成长于中国的旧道德、旧传统下,爱诗爱画。郁达夫比我父亲小十二岁,都属猴。我父亲已经成人的时候,郁达夫还是小孩,所以郁达夫受我父亲的影响很大。我的父亲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搞法律,回国之后在司法部工作。第二次又因公出差去日本考察,就把郁达夫带去日本。我父亲留学的时候,郁达夫十来岁还在家乡,在杭州府中学读了几年,就转到一所教会学校。后来因为看不惯教会学校,就没有念好,他主要还是在家里读书。因为我的祖父是教私塾的,家里留下的书对他们影响比较大。郁达夫从小就看经史子集,喜欢诗。他最早喜欢清代吴梅村的诗,到了杭州就买旧诗集。中学没有毕业就跟我父亲去日本,先学经济,后又改学医,总之也不听哥哥的话,自己喜欢搞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