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1949年。公共汽车上售票员胸前挂个袋，将售票所得的钱往袋里扔，一如北京常见现象。我买了票，付的是硬币，售票员接过硬币，尚未及扔入袋，便立即找给我邻座一位绅士模样的先生，他付的是纸币，须找他钱。但他断然拒绝接受售票员刚从我手里收的硬币，售票员于是在袋中另换一枚硬币找他。我被歧视，我手中的英国硬币也被英国人拒收。巴黎，在街头排队等候公共汽车，车来了，很空，排队的人亦寥寥，我在排尾，前面的人都上车了，我正要跨步上车，车飞快开走，甩下我这个黄脸人。中午，美术学院的学生大都在就近餐厅用餐，每人托个菜盘，付餐券后，由工作人员给分一份菜，分给我的肉总比别人的小，或者仅是一块骨头，后来几个中国同学碰面聊天，原来大家的待遇正相同。在课室里，老师、同学很友好，甚至热情，艺术学习中无国籍了，艺术中感情的真伪一目了然。是西方艺术的魅力吸引我漂洋过海，负笈天涯。为了到西方留学，我付出了全部精力，甚至身家性命，这个美梦终于实现了，但现实的巴黎不是梦中的巴黎，错把梁园认家园，我虽属法国政府的公费留学生，但却是一个异国的灵魂失落者。学习，美好的学习，醉人的学习，但不知不觉间，我带着敌情观念在学习。我不属于法兰西，我的土壤在祖国，我不信在祖国土壤上成长的树矮于大洋彼岸的树。“中国的巨人只能在中国土地上成长，只有中国的巨人才能同外国的巨人较量”，这是我的偏激之言，肺腑之言。 北京，1950年。大概由于也吃过那么多苦，常常想起玄奘，珍惜玄奘取来的经典。我将取来的经传给美术学院的学生，从此我被确认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者，承受各式各样的批判。从童年到青年，我认识的祖国是苦难的祖国，我想在作品中铭刻这深重的苦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放初期的锣鼓和彩旗岂能掩饰百年的贫穷真实，但我构思的作品一幅也不许可诞生，胎死腹中，最近我发表了短文《死胎》，抒写50年前胎死腹中的母亲的沉重。无法触及深层的社会题材，我改弦易辙，改行作风景画，歌颂山河，夹杂长歌当哭的心态。离开巴黎，我对西方的敌情观念并未消减，反而更为强烈。每作画，往往考虑到背后有两个观众，一个是我的老乡，一个是西方的专家，能同时感染他们吗？难，我以我这一生拼搏在这个“难”字上了。 我经常参加全国性的大型美展之评选。“内容决定形式”成了美术创作的法律，于是作品成了政治口号的图解，许多年轻人很用功，很认真，赤胆忠心，但不理解造型美的基本规律，制作了大批无美感的图画。我自己在教学中仍悄悄给学生们灌输形式美的营养，冒着毒害青年的罪名。果然有一位学生被直接毒害了，他的毕业创作我评5分，但系里用集体评分办法改评为2分，不及格，影响毕业。1979年是大手笔在中国大地上划出的一条历史分界线，我有幸被划入80年代。从1979年起，我公开发表在教室里对学生的悄悄话：“绘画的形式美”，“内容决定形式？”“关于抽象美”。毫不掩饰地说，我发表这些必然引火烧身的文章，确是怀了救救中国美术的心情，救救中国美术是为了与外国美术较量，我的敌情观念始终没有淡化，虽然自己倒站在了中国美术界主流派的敌对方位，成为众矢之的。 与外国的交流多起来，形式美、抽象美等等早都成了流行语，时髦话，但天下永不太平，我又惹了是非，是对待笔墨和传统的立场问题了。 祖先的辉煌不是子孙的光环，近代陈陈相因、千篇一律的“中国画”确如李小山呼吁的将走入穷途末路。我听老师的话大量临摹过近代水墨画，深感近亲婚姻的恶果。因之从70年代中期起彻底抛弃旧程式，探索中国画的现代化。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结合现代人的生活、审美口味，而现代的生活与审美口味是缘于受了外来的影响。现代中国人与现代外国人有距离，但现代中国人与古代中国人距离更遥远。要在传统基础上发展现代化，话很正确，并表达了民族的感情，但实践中情况却复杂得多多。传统本身在不断变化，传谁的统？反传统，反反传统，反反反传统，在反反反反反中形成了大传统。叛逆不一定是创造，但创造中必有叛逆，如果遇上传统与创新间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则创新重于传统。从达·芬奇到马蒂斯，从吴道子到梁楷，都证实是反反反的结果。中国近代画家中有思想有创造性者首推石涛，他的“一画之法”阐明了他对“法”的观念，认为法服从感受，每次感受不同，法(也可说笔墨)随之而变，故曰“一法贯众法”“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别人攻击他没有古人笔墨，他的画语录可说是针对性的反击：即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 “笔墨”误了终生，误了中国绘画的前程，因为反本求末，以“笔墨”之优劣当做了评画的标准。笔墨属于技巧，技巧包含笔墨，笔墨却不能包括技巧，何况技巧还只是表达作者感情的手段和奴才。针对以上情况，我发表了“笔墨等于零”的观点，这个零，是指笔墨价值的统一标准，故开宗明义，我强调：“脱离了具体画面，孤立谈笔墨的价值，其价值等于零。”我自己同时在油彩和墨彩中探索，竭力想在纸上的墨彩中开辟宽广的大道，因不少西方人士认为纸上的中国画没有前途了。由于敌情观念和不服气吧，愿纸上的新中国画能与油画较量，以独特的面貌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从这个角度看，我对中国画不是革命党，倒属保皇党了。 鲁迅先生说过因腹背受敌，必须横站，格外吃力。我自己感到一直横站在中、西之间，古、今之间，但居然横站了50年，存在了50年，缘于祖国正在大步前进，文艺作家享受到日益宽容的氛围，今值大庆之年，以此短文回顾昨日，祝贺今天和明朝。 载《文汇报》1999年10月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