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0月，日本东京西武百货店举办规模庞大的中国博览会，期间包括我的个人展，作品都是用墨彩抒写的祖国山川。在展览即将闭幕的庆贺晚宴上，西武社长山崎光雄先生向我提出了建议：明年此时，我们将在东京举办巴黎博览会，想请您画一批巴黎风景作为展题参展，先请您及夫人去一趟巴黎，尊意如何？山崎先生恐并未料到他这一构想深深触动了我的心弦。我年轻时在巴黎留学，如饥似渴吸取西方艺术的营养，并陶醉其间。幸乎不幸乎，终于又回到了条件艰苦的祖国，从此在封闭的环境中探索了数十年自己的艺术之路。那路，深印在祖国土地上，并一直受影响于人民感情的指向。40年岁月逝去，人渐老，今以东方的眼和手，回头来画巴黎———新巴黎，感触良多，岂止绘事。我接受了山崎先生的建议于1989年春寒料峭中抵达巴黎。 一、从蒙马特开始 出乎意外，整个巴黎不足五千辆出租车，在巴黎找出租车与北京一样不方便。大街、小巷、近郊、远郊，搜尽风光打草稿，我的活动量大，主要只能依靠地铁，巴黎的地铁复杂而方便，我头一个夜晚彻底重温了地铁路线图，40年来路线基本未改，车站如故，只大部分车厢更新了，但许多车厢被“艺术家”涂画得一塌糊涂，连许多交通图也被涂改，洋流氓居心莫测。 我首先奔向蒙马特，那郁脱利罗笔底的巴黎，全世界艺术家心中的麦加。曲折倾斜的坡上窄街风貌依旧，错落门窗还似昔日秋波，街头游人杂沓，奇异服饰与不同肤色点染了旅人之梦。豁然开朗一广场，这里便是最典型的卖画“圣地”，世界各国的艺人麇集，都打开各样的伞，遮雨亦遮阳，亦遮卖艺人内心的羞愧与创伤，他们拉客给画像，只为了法郎。40年前学生时代，我只到过一次这举世闻名的民间卖画广场(其实不广阔)，那时年轻自傲，信奉艺术至上，又是公费留学生，暂无衣食之忧，看到同行们从事如此可怜的职业，近乎乞食者，感到无限心酸和无名凄怆，从此不愿再去看一眼这生活现实。时隔40年，重上蒙马特，依旧！依旧！此地并未换了人间。岂止蒙马特，岂止巴黎，在纽约街头、东京公园……我到处见到为路人画像以谋生的艺人、同行。莫迪里安尼当年在咖啡店为人画像只索5个法郎，别人还不要，他兴之所至，往往就在铺桌子的纸垫上勾画有特色的人像。艺术，内心的流露；职业，适应客观需要的工作。两者本质完全不同，艺术创作原本绝非职业，谁愿雇用你一味抒发你自己的感情，但杰出的艺术品终将产生社会价值，无人雇用的梵高死了，其作品成了举世无价之宝。艺术家要生活，要职业，于是艺术家与职业之间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关系，艺术家有真伪，画商有善恶，彼此间或曾结一段良缘，或时时尔虞我诈。以画谋生，为人画像，为人厅堂配饰，必须先为人着想，得意或潦倒，各凭机遇。鬻画为生古今中外本质一致，只是当代愈来愈重视经济收益与经营方式，从巴黎和纽约的许多现代画廊出售的作品中去揣度时式和风尚吧，风尚时时变，苦煞未成名的卖艺人。回忆学生时代，上午在巴黎美术学院上完课，就近在学生食堂吃了饭，背着画箱便到大街小巷众多的画廊里巡看，注意新动向。画廊里多半是冷冷清清，少有顾客，除非某个较重要展出开幕时才有特邀的与捧场的来宾。如今画廊依然，但进门要按电钮开门，电钮的响声引起主人的注视：“先生、太太好！”“先生好！”彼此打过招呼，悄悄看画，心里有些不好意思，因往往仅仅只我和老伴两个客人，我们又绝非买画的主顾。宫花寂寞红，各式各样的作品少有知音。所谓作品，真伪参半，有虚张声势的、有扭捏作态的、有吓人的、有令人作呕的，当然也有颇具新意的、敏感的，但往往推敲提炼不够，粗犷掺杂粗糙，奔放坠入狂乱，扣人心弦者少见，标新立异的生存竞争中似乎不易听到艺术家宁静的心声。艺术进展与物质繁荣同步？今日纽约的不少高级画廊以出售法国印象派及其后的名家作品为荣，仿印象派的蹩脚作品更充斥美国画廊，当然美国有为的年轻一代画家已不肯囿于法兰西范畴，大胆创新，泼辣新颖，从整体看，正奔向新领域，从个别作品分析，理想的不多，缺内涵者总易予人外强中干之感。
高更的大型回顾展正在大皇宫展出，密密麻麻等待入场的观众排开长队，队伍围绕了半个大皇宫，要入场，须排队近两个小时。展出四个来月，从开幕至闭幕，每天从上午开馆到下午闭馆，队伍永远是这么长，我只能去排队，除非不看。专业者、业余爱好者、旅游者……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争着来瞻仰客死荒岛的画家的遗作，作品的色凝聚着作者的血，件件作品烙印着作者的思绪、时代的歌与泣。同时在大皇宫展出五月沙龙，从另一门入口，门庭冷落，进入展厅只三两个观众。五月沙龙亦属当代主要沙龙之一，何以如此失宠于观众！展品总是良莠不齐，有些作品虽不乏新观念，但效果或令人费解，或一目了然少含蕴，引人入胜或可望不可攀的具高度艺术境界的作品确乎不多。作家抛却观众，观众便不看作品，相思断，恩情绝。问题决不止于画廊与沙龙，试看博物馆或蓬皮杜中心，作品的沉浮都须经时间的考验，几代观众的考验。 二、新旧巴黎 正遇上卢浮宫的新进口玻璃金字塔落成开放，于是又是人山人海的长队。天光从玻璃塔透入，照耀得宽敞的地下门厅通亮，熙熙攘攘的游人由此分道进入各展区。美术学院与卢浮宫只一桥之隔，当年课余我随时进入卢浮宫，对各展区都甚熟悉，但这回却迷了道，需不断查看导游图，那图用四种文字说明：法文、英文、德文、日文，东方文字日文被欧美博物馆采纳是新动向。待见到站立船头的古希腊无头胜利女神雕像时，我才复认出记忆中的路线，但布置还是大大改变了。画廊里挂满举世名作，上下几层，左右相碰，仿佛参展作品正待评选，比之美国大都会等博物馆，这里布置太拥挤，但有什么办法呢？都是历史上的代表性作品。悠久的文化传统使后人的负担愈来愈重，豪富之家的子孙往往失去健康的胃口。 玻璃金字塔确是大胆、新颖、成功的创造，解决了进口拥挤的难题。在古建筑群的包围中突出了现代化的玻璃工程，塔虽庞大，因其透明，不以庞然巨物的重量感令古老卢浮宫逊色，而那金字塔之外形，与协和广场中央高矗的奥培里斯克(埃及方尖塔)遥相呼应。设计师贝聿铭先生在世界建筑领域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是华裔，我们感到无限欣慰。虽然我对建筑是外行，但到华盛顿国家博物馆和波士顿博物馆参观时，便首先特别观察了贝聿铭先生设计的部分，其与原有建筑的衔接与配合，承先启后，独树一帜。 纽约街头摩天大厦矗立，雨后春笋争空间，街窄人忙，诸事匆匆，似冒险家的乐园。我和老伴走在人行道上，一位卖花的东方女子善意地指指我老伴的提包，示意要注意被抢劫。巴黎气氛不一样，田园大街宽而直，楼房均不超过六七层，大都戴着文艺复兴时代的厚屋顶，稳重端庄。大街显得很辽阔，沿街咖啡店林立，悠闲的人们边喝咖啡边欣赏各色行人，行人步履缓慢，边走边欣赏喝咖啡的各色仕女和先生们，人看人，相看两不厌。巴黎，永葆其诱人的美好风韵，除在蒙巴纳斯建立了一幢四五十层的黑色高楼外，老市区基本不改旧貌，协和广场那么多古老的灯柱，使法兰西人常常回忆起那马车往返的豪华社交时代，莫泊桑和巴尔扎克的时代。城市不能不发展，新巴黎在拉·苔芳斯。卢浮宫与凯旋门在一条中轴线上，仿佛我们的故宫和正阳门。新巴黎从凯旋门延伸出去，拉·苔芳斯便属中轴线的延长，街道更宽，两旁各式各样的高层新楼林立，呈现代建筑之长廊，长廊一头，跨在新街上是一巨大白色画框，近看，框上都是层楼窗户，那是各类办公大厦的汇总。这造型单纯的白色框框与凯旋门遥遥相对，这是凯旋门的后代。地理位置上，拉·苔芳斯扩展了巴黎；造型形式上，拉·苔芳斯发展了巴黎。巴黎向拉·苔芳斯的展拓不但解决了空间问题，并显示了历史的进展，蓬皮杜文化中心似亦应迁来此处。我想起了梁思成先生，他在建国初期竭力主张保留北京古城风貌，并曾为三座门及古城墙的拆除而流泪。西安、苏州、绍兴……同样情况的问题太多了，我们不仅仅受到物质条件的约束。
三、怀念 德群夫妇驾车陪我们去齐弗尼参观莫奈故居，我还是头一次去访问，因40年前故居尚未开放，当时只能在奥朗吉博物馆的地下室里感受莫奈池塘的风光，他的几幅巨幅睡莲环布四壁，令观众如置身池中。车行两小时，经过许多依傍塞纳河的宁静乡村，抵故居。细雨湿新柳，繁花满圃，绿荫深处闪耀着清清池水，水里挂满倒影。一座嫩绿色的日本式桥弧跨池头，紫藤攀缘桥栏，虽非着花时节，枝线缠绵已先入画境。这小桥，举世闻名，多少睡莲杰作就诞生在这桥头。其实，优美的池塘、垂柳与睡莲世界各地不知有多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而莫奈的创造为法兰西增添了殊荣，小小乡村齐弗尼宇内扬名。北京西山那几间小土房，如确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故址，虽无花圃，亦将吸引愈来愈多有心人的瞻仰。莫奈的工作室十分高大、明亮，令我兴叹，他晚年已得政府重视，巨幅睡莲据说就是政府首脑克莱孟梭委托他创作的，所以才能建造如此规模的工作室吧。莫奈的客厅、卧房、内房通道随处挂满了日本版画，可见东方艺术对印象派及其后的影响，今日并已被提到“日本主义”的高度。看莫奈晚期的作品，画布往往并未涂满，着重笔触与色的交错，与中国文人画追求的笔墨情致异曲同工。 秉明夫妇驾车陪我们重游枫丹白露及巴比松，我们的目标是米勒及卢梭等人的故居。米勒的故居变了样，故居如何能变样呢，原先的正门是开在院子里，爬几级木扶梯进入室内，室内是空荡荡的土地土墙，品物不多。如今这院子已属人家私屋，被隔断了，于是故居傍街另开了一个侧门。进得门去，琳琅满目挂满了米勒作品的复制品，无可看，而且临窗街上车辆声绝，小镇闹市，已尽失当年巴比松的乡村气氛。我和秉明坐在“米勒故居”牌子下的石条凳上合影留念，因背景墙上爬满藤萝，是惟一透露古老回忆的画面了。秉明说，我上次陪余光中来，也坐在这石凳上照了同样的镜头。秉明问：你从前来是坐火车来的吧？我记得是的，但40年前的印象比这次好多了。我告诉秉明，绍兴青藤书屋也已修复开放，里面陈列些粗劣的复制品，我对修复故居加修改很反感，绍兴沈园正在重修，当是一个创作难题。 仍然秉明夫妇驾车，我们去奥弗·休·奥洼士，去扫梵高之墓。春寒料峭挟着凄风苦雨，秉明正患感冒，坚持开车。偏僻的远郊小镇，梵高在此结束了他最后的岁月，长眠在曾被他画得繁花似锦的乡土里。我们的车就停在梵高画过的市府前面，面对市府树立一大幅梵高自画像的复制素描，那阁楼上便是画家生存与死亡之角落。面对着画像，我们就挤在车里用简单的午餐。小小的公园被命名为梵高公园，里面名雕刻家闸吉纳塑的梵高像，很糟，全非梵高风貌，这作品还曾见诸发表，我很反感。本地的教堂居于全镇的高点，梵高将这教堂画进乌蓝的色调，已为世人熟知，原作今展出于巴黎奥克赛博物馆。我打起雨伞勾画教堂，虔诚中夹杂着惶惑，是否梵高在注视我！ 车抵公墓，雨大起来，将众多大理石墓棺、碑石、雕刻冲洗得干净光泽，丛丛鲜花或塑料花也显得分外鲜艳。终于找到了梵高之墓。紧靠围墙边，并立着两块墓碑，一块刻写着：这里安息着房爽·梵高(1853—1890)，另一块是戴奥陀尔·梵高(1857—1891)。两块碑前地面上平铺一片常春藤，覆盖着土里两兄弟，如不留心墓碑，我认为这只是一小块被遗忘了的白薯地。没有鲜花。终于我发现谁送来的一小束干麦穗，其间包扎一枝断残的油画笔。我突然想起鲁迅的“药”，在瑜儿墓前哇的一声飞去两只乌鸦。乌鸦，梵高在此画过许多乌鸦，它们今天并不飞来。秉明同我步行察看那画家眼中倾斜的大地、颤栗的树丛、歌唱的苹果花。早春的麦地一片宁静青绿，也许秋天麦穗金黄，骄阳似火时，会再度拨动长眠画家错乱的神经。 四、反思 老伴吃不惯洋饭，白天我们到处作画，吃饭的时间和地点无定，碰机会随便吃，晚上我便陪她找中国饭店吃大米饭。数十年来中国饭店确乎大大发展了，数量倍增，生意兴隆。不止巴黎，在旧金山、纽约、横滨……熙熙攘攘的唐人街上主要是饭店。真正在大步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看来首先是烹饪。烹饪也是艺术吧，但我们的绘画艺术还远远未被大众理解，发现。专门陈列东方艺术的吉美博物馆其间中国部分主要是古代雕刻、陶瓷及伯希和取去的敦煌文物，西藏作品竟被归入喜马拉雅地区，不属中国。将近半个世纪了，中国在吉美博物馆里无丝毫新反映。塞纽斯基博物馆也专门陈列东方艺术，规模更小，门庭冷清，平时几乎没有观众。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及波士顿博物馆等虽也陈列少量中国画，但均观众寥寥。中国绘画大都表达作者的生活情趣及其人生观，用笔墨在纸或绢上透露内心的思绪，重意境，但多半忽视画的整体形式效果，视觉效果。纸或绢旧了，变得黄黄的，远看只是一片黄灰灰的图案。相比之下，西洋油画色彩鲜明，节奏跌宕，易满足人们视觉的刺激。古代中国杰出的艺术家何尝不重视构成，书法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独立的构成天地，当代西方画家哈当(Hartung)和克莱因(Kline)的每幅画也不过是一个字而已，我们难道温故不知新？
大量的中国中、青年画家奔向西方，祝愿他们一帆风顺，打开个人的前途，并为中国的艺术夺取奥运会的金牌。他们的路显然都十分艰辛，凭写实的功力及东方人的敏感当然也能取得一些成功，然而燃眉之急是谋生，谋生的技艺与艺术创造之间，往往存在着鸿沟。近代东方画家最早在巴黎扬名的大概是30年代日本画家藤田嗣治，他以纤细的线画东方情味，我在学生时代看他的画就很不喜欢，格调不高，这次在巴黎市立现代博物馆又看到他的一幅*，很差劲，我想，生活在日本本土的画家比他强的恐怕很多，艺术家不必都要巴黎颁发证书。扬名，似乎是艺术家普遍追求的目标，有了名，作品价高，于是引来利。然而盛名之下多虚士，当代扬名之道更是不择手段，欺世媚俗。最近翻看自己六七十年代的油画作品，那些在极端艰苦条件中冒着批判风险创造的风景画，凝结着作者真挚的感情，画面均无签名，也不记年月，抚摸这些苦恋之果，欲哭无泪，但突然想到市场上已出现了许多我的假画，一阵恶心。 原估计自己在长期封闭中远远落后了，近几年重新到世界环视一周，更坚信艺术永远只诞生于真诚的心灵，珍珠生在蚌壳中，人参长在山野里，傲骨风姿黄山松，离不开贫瘠苦寒的石头峰。逝去的时代毕竟已逝去，旧时代的艺术品已成珍贵的文物，今日中国艺术必然要吸取西方营养，走中西结合之路。闺阁藏娇决无前途，大胆去追求异国之恋，采集西方现代形式语言表达隽永含蕴的东方意境。西方世界的中国画廊还处于萌芽状态，地位不高，作品质量低，缺新意，但从中国餐馆的发展历程看，事在人为，毋庸气馁，更盼望以官方的力量直接间接扶植民间画廊，创办公私合营中国文化餐厅。今年6月，在纽约佳士得的中国画拍卖中，一卷表现蒙古人生活的轶名作以187万美元售出，董其昌的一幅轴画也以一百数十万美元售出，这些信息，指示了高级中华文化餐厅的美好前景。 五、别 匆匆一月，告别巴黎。少小离家老大回，晚年回到久别的故乡，总有无穷感触。巴黎不是生养我的故乡，但确是我艺海生涯中学习的故乡。临别前，我为怀念而悄悄回到母校美术学院，寻找到当年教室楼下的小小院落，院里有四五个年轻学生在聊天。我打听我那故去的老师，当年威望极高的苏弗尔皮教授，但他们都不很清楚了，人走茶凉，倒是我这个海外学子总记得他的教诲，尤其他经常提醒：艺术在两路，小路作品娱人，大路作品感人；也是他劝我应回到中国，去发展自己祖国的传统。当年告别巴黎不容易，经过了很久的内心斗争，同学间也为去留问题不断讨论、争辩。秉明著述《关于罗丹》一书中亦记及我们曾争辩了一夜，直至天明他才回去睡觉，入睡后噩梦连连，梦醒已是1983年，各人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中做出了各自的努力。秉明和德群等留巴黎的老友都做出了可喜的成就，我自己忙白了少年头，也问心无愧。这回再次告别巴黎，心境是宁静的，没有依恋，更无矛盾，我对秉明说：回去作完这批巴黎风景，大概该写我自己的红楼梦了。 1989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