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已向巴黎永远告别了！ 1989年春回到巴黎写生一月，旧情脉脉，返国后发表了一篇巴黎札记，我想我向巴黎永远告别了。不意巴黎市立塞纽齐博物馆(东方艺术博物馆)邀我1993年在该馆展出新作，并以市长希拉克先生的名义授我以巴黎市金勋章，因而又见巴黎。 *时刻威胁着旅客，机场是否能畅通无误，总令人担心。法国失业人数已过320多万，而德斯坦当政失业人数达百万时，已被政敌嘲笑他是百万统帅了。我和几个朋友正在地铁中候车，突然广播：本线*，请旅客绕道转车。于是人群转入尚在运行的车厢，车厢里挤成沙丁鱼似的罐头。下车后我的朋友发现他藏在里衣口袋的钱包丢失了，惊叹小偷技术高超。至于车厢里的乞讨者，虽也有抱着孩子的妇女，但大都还是壮年人。谋职难，职业的位置又不断在缩小。我带了孩子们坐火车去凡尔赛，检票自动，月台、车厢自己找，四周冷清清如入无人之境，机器夺去了人的职业。沿途无人报站，我得随时留心站名，惟恐过了站。 大皇宫关闭了，要大修，至少将关18个月，许多展览便无法进行，或另找展厅。蓬皮杜文化中心初建时曾红极一时，引起全世界的瞩目和争议，如今不无门庭冷落鞍马稀之感，尤其现代艺术陈列部，参观人数少，气氛较前寥落多了。最前卫的代表性作品以陈列于蓬皮杜中心为荣，但这个擂台也难坐稳，每隔几年便又桃符换旧，面目全非了。这次陈列品中有三块空空的白板，虽用玻璃罩罩着，仍是空空的白板，我无意近前去探寻作者姓名或标题，皇帝的新衣何须说明。艺术中探新无疑是艰辛的工作，甚至是生命的冒险。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年因前卫标新，欺世盗名的现象遍及全球。欧美经济发展中一度以高价哄抬前卫，这与以政治权势或宗教威望拔高作品声誉同属脱离群众，“艺术”反成了隔离广大人民真情实感的高墙，人为的墙，那是柏林墙，人们欢呼柏林墙的拆毁。 世事沧桑的转化愈来愈快速了。我的老师苏弗尔皮教授曾是法兰西学院院士，美术界的一代巨子，在大型展出中他的位置曾与勃拉克等大师平起平坐，但今天他的作品已被现代博物馆撤下，到处找不见他的作品了，书店里也没有他的画集，人一走，茶就凉，巴黎人遗忘了巴黎美术学院的著名教授。有一位评论家来我展厅看画，他颇赏识并分析了我作品的龙脉，我于是与他谈起苏弗尔皮，并表露了我对老师的怀念与惆怅。他极坦率：苏弗尔皮是一位好教授，但不是好画家，你比他强。我头一次听到这样锋利的意见，立即回忆老师当年赠言：回到自己的国度里从自家的传统中着根。50年来我深切体会到孤陋寡闻是不利因素，而土生土长是珍贵品质，我们的路格外不平，格外长。留在巴黎的老友们将东方引进了西方，做出了令西方人瞩目的贡献，他们是巴黎的重要画家了，他们宽敞的画室令人羡慕，相比之下我没有画室，或只有袖珍画室，袖珍画室里的故事说不完。 萧条，经济萧条波及艺术萧条，巴黎居，大不易。巴黎美术学院门前沿街商店清一色是画廊，一家挨一家，家家少顾客。美术学院背着画夹出出进进的学生们看到这些冷冷清清的画廊，或去蒙马特看看硬拉游人画像的同行，能不为自己的前途忧虑吗？我一直为职业画家的生存问题杞人忧天。和几个老友回忆常玉和潘玉良，常玉之死，因贫穷路绝而自杀；潘玉良住的阁楼无自来水，须自己下楼提水，我们曾帮她提过水，这次我想去寻访她的旧居，照张相片，国内有些人不正在被她的身世迷惑吗！不仅房子已拆除，连整条街也拆掉了。 时过境迁，“英国无日落”的时代也已成过去，曙光在东方升起时欧洲开始投入暮霭。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中国的开放，东方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的新大陆，经商的、拓荒的、卖艺的都涌向东方。今年11月香港亚洲艺术博览会中，欧、美不少画廊送来梵高、毕加索、夏迦尔、波洛克等大师的作品，孔雀东南飞，好一番盛况。欧洲的画家被长期广泛宣传，早具世界声誉，其实每个画家的精品总不会太多，而失败之作倒是大量的，由于盲目崇拜，名家笔下的蹩脚货也价值连城。然而情况在转变，不久前印象派的作品到台湾拍卖，成交不多，看来难于欺侮乡下人不识货了。倒是中国的优秀作品长期遭到不识货的待遇，石涛的荷花与莫奈的睡莲不一样，东方西方有较量，但市价行情不公道。说起睡莲，这次在奥朗吉博物馆看过莫奈的巨幅睡莲，我的小孙孙观察那些出售以睡莲作装饰的文具。背面有英文标志：中国制。 圆明园成了废墟，凡尔赛依然矗立。法兰西的祖宗不抽鸦片，收集了大量艺术珍品，巴黎众多的博物馆永远是民族的骄傲，永远吸引着全世界的艺术朝圣者。50年前漂洋过海来求学，谈何容易，今天趁我画展之机，儿孙也来巴黎观光了。在卢浮宫中，目不暇接，只能走马观花，但13岁的小孙孙永远掉队，他看得仔细，似乎对件件展品感兴趣，我们总要回头到人群中去找他。有一回遍找不见，大家真着急了，原来他挤在一集体参观团中正专心听向导用英语讲解作品。我立即忆及当年初到巴黎时，大学里的美术史课听不很懂，有一次在卢浮宫听小学教师给小学生上课讲希腊雕刻，全听懂了，非常高兴。剪不断，巴黎缘，爷爷和小孙孙都在卢浮宫接受了启蒙教育，只是小孙孙听的是英语讲解了。 纽约人在北京似乎很平常，而北京人在纽约引起国内外华人，甚至洋人的关注，因100年前美国就立了排华法案，虽然1943年撤销了这条法案文字，但华人总是处于被排的境况。北京人在巴黎自然也不同于北京人在北京，当自己家里吃饭尚有困难时，显然不欢迎不速之客。有本领的人，像为卢浮宫建造了玻璃金字塔的，毕竟是少数，而多数想淘金的，则摸错了门。须知：在法国学华语的人愈来愈多，他们想到东方来淘金吧，我们这里没有排外情绪，也许会成为他们的乐园。50年代我从马赛乘船返国，内心充满矛盾，似乎是冒着险投向未来；80年代曾两次乘飞机离巴黎返国，均怀着说不尽的感触与企望；这次飞离灯光辉煌的巴黎，却感到了飞回明日更辉煌的祖国。告别两次授予我金勋章的法兰西，思绪万千，在机舱里一分钟也未能入睡，黑夜如此之短，巴黎时间才3点钟便见旭日东升了。 1994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