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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这两位老师时，我感到艺术问题往往都是个案问题，理论欲概以全，反失之偏。
众所周知，林风眠提倡中西结合，而潘天寿主张立足于民族本位艺术，中、西画要拉开距离。如局限在这口号式的观点上来评解、比较这两位大师，必将引出误解和误导，也确乎已经产生误解和误导。
30年代的国立大学教授月薪一般是300大洋上下，国立杭州艺专也不例外。而私立的美术学校几乎没有什么薪金，可能就有一点车马费而已，画家能进入国立杭州艺专教课，那是至高无上的职业和荣誉。林风眠作为校长，聘任的教授如林文铮、蔡威廉、吴大羽、方干民、刘开渠、王子云、李超士、雷圭元、李树化等等，都是高水平的法国留学生，此外就是外籍教授，如法籍克罗多、英籍魏达、俄籍杜麦契夫等。至于国画教授选谁，竞选者当然众多，我入学时，国画教授就是潘天授（后改为寿），还有一位教工笔画的张光女士，她好像还只是讲师。李金发和李苦禅也曾任教，不过我入学时他们已离去。同学们都崇敬这群高水平的老师，并认为是全国美术界的顶尖人物。林风眠聘任潘天寿，显然他是看到了潘的杰出才华、独特风格及其现代性，但那时留洋的林风眠与国粹的潘天寿之间估计不会有什么往来，更何况林的中西结合观与潘的本位观更无共同语言，我一向钦佩林聘潘是识才，是胸怀宽阔，但近一时期倒极想揭开林聘潘的具体情况，但当事人及可能知情之人几乎均已作古。终于，潘公凯告诉我他在“*”期间潘天寿的检讨与交待材料中得悉是吴大羽代林风眠联系了潘天寿。林风眠识潘天寿的画、书法、诗、篆刻，但不识其人。而吴大羽与潘天寿一度在新华艺专同事，情谊不错。吴大羽青少年时便爱书法，且常为人写对联，则吴大羽的慧眼识潘天寿便是必然的了。
杭州艺专不分西画和国画，只设绘画系，每天上午全部是西画人体写生课，每周只两个下午是国画课。国画课上潘老师每次出示两幅他自己的作品，幅幅精彩。他教学主张先临摹古人，而后逐步自己创稿，基本不写生。同学对他的作品和人品极为尊崇，曾有同学相互打架，训导处劝阻不住，请来潘老师，争吵的事就平息了。后来在云南时闹*，同学追打一位图书馆负责人，他急了逃到潘老师的宿舍，躲在潘老师身后，于是同学们只好退出。敬爱潘老师本人是一回事，但年轻人爱西画，愿学国画的较少。少数偏爱国画的同学因国画课时少，往往晚上在宿舍里用亮灯泡自习，我记忆中印象较深的如朱德群、李霖灿、李长白、高冠华、朱培均、黄继龄等等。杭州时国画突出的英才是郑祖祎，也是潘老师最得意的学生，陈列馆里挂着他的巨幅人物“首阳二难”，潘老师为之题款，他的作品出了画集，也是潘老师题的封面，可惜英年早逝，但愿有人尚保留他这册薄薄的画集。
主张中西结合的林风眠从不干预潘天寿的教学观点与方式，潘老师完全自由充分表述自己的学术见解，不过他那时没有提出中西画要拉开距离这一说，是否因林风眠、吴大羽等权威教授都是教西画的，温良敦厚的潘老师慎露语言锋芒。整个杭州艺专的教授们相处都很和谐，尽管各有各自的学术观点。信乎这是一群远离政治、远离人际纠纷的真正的艺术探索者。分析潘天寿的作品，他突破传统最明显的贡献是经营画面的平面分割，因充分利用了面积对比而强化了视觉冲击，出身文学家园的中国画闯入了造型领域。蔡元培归纳说中国画结合了文学，西洋画结合了建筑。潘天寿的艺术探索实质上也是从文学意境转型于建筑构架，这，恰恰也是现代西方艺术的核心。竭力主张立足于民族，要与西画拉开距离，本意是为了发展民族的特色，但用心良苦的潘老师也绕不过艺术发展的规律。潘天寿作品中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具有共性，因而他的作品获得更多西方的共鸣。艺术问题都是个案问题，缺乏对潘天寿突出才华的认识，简单理解或强调要拉开中西画的距离，那将引入歧途。地球缩小，中外交流，艺术交融更如青春恋情，决非人力所能阻挡。交融碰撞后双方必起变化，变后更上层楼仍可不失各自特色。如只为拉开距离而远离对方，对方却追来取其所需，我们躲？我写过一篇短文《形象突破观念》，就是专谈这一潘天寿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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