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10年5月29日 地点：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香港 论坛嘉宾：Martha Rosler（艺术家），Zanny Begg（艺术家），黄海昌（艺术家），蔡芷筠 （艺术家） 主持：徐文瑞（独立策展人及艺评人） 徐文瑞（独立策展人及艺评人） 今天的讨论会实际上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些困难有关，但这正是艺术家们必须去面对且积极参与的。困难之一在于眼下的这一场全球性经济危机，我们也许还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才能从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惨重损失中摆脱，全球图景在某些方面变得混乱而复杂，比如不公正、民主力量的削弱、战争带来的颠沛流离等等， 这是我们每个人必须面对的现实。困难之二在于艺术史的书写。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一种关于普遍性和差异性的政治的艺术实践在主流艺术史的书写中被系统性地忽略了。今天，政治艺术已经掀起了一场新的高潮，我们渴望知道此时此刻正在发生什么，但我们发现这一切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艺术家们为何投身于这些特定的领域？如何去理解他们的艺术？特别是对大多数普通的观众来说，这些行为是不是艺术？这些作品又是如何开始和结束的？凡此种种都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问题。上述艺术史的问题，正是对今天艺术世界的情况的一种反映，无论是在美术馆、艺术节还是双年展，理解艺术家的政治介入（political engagement）行动已变得愈发困难。当我们回顾过去的一百或五十年，现代艺术史已经制造出某种关于艺术家政治介入的传统，以及一长串无法归类的作品。这些艺术家们在其作品艺术身份（例如是绘画、装置、录像抑或表演等）面临着普遍的困难， 而这就是艺术史的困难。其三在于全球化的影响。今天，我们被迫对全球变迁中一些普遍的结构变化做出反应，同时，本地对于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再安排（rearrangement）同样要求我们做出更为直接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大量具体的紧急状况（contingency and urgency）迫使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本地化的应对方式。在今天这个国际性的艺术节上，我们同样面临着如何共同讨论每一个具体项目的问题。下面发言的四位艺术家，分别在四个不同的大洲和地区工作，他们每人将向大家介绍一两个已经完成的项目，以及每个项目所针对的具体困难、挑战与紧急状况， 而这些正是他们用自己的艺术所试图回应的。下面有请Martha Rosler。 Martha Rosler（艺术家） 我的发言从我们在1989年做的一个项目开始，时隔多年后再次回顾，是因为一本关于这个项目的书，名为“If You Lived Here…”， 它自1991年出版以来就不断再版，在今天的大学课堂里面时常出现，很多建筑或公共政策的学生都读过它，它对艺术活动、建筑规划以及策展实践均有相当的影响。这一点是当时我们谁都没有预料到的。为关于这个项目的档案已经成为了今天一些研究的对象，相关的文献已经引起了某些策展上的兴趣， 并在一些小型的艺术空间展出。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今年一月份在荷兰乌德勒支的Casco的展出现场，这是当地一个建筑和设计空间。下面我将介绍这个项目当年的种种情况。 这个项目缘起于迪亚艺术基金会（Dia Art Foundation）的邀请，这个基金会的关注对象一般是那些高峰现代派（high modernism）的白人艺术家，以画家和雕刻家为主，辅以一些大地艺术家。这个基金会邀请我策划一个展览，我马上决定以大城市中随处可见的、庞大的无家可归人群作为主题，这正是我一向关注的议题之一。我认为近年来在美国及欧洲大城市中一批为数可观的无家可归者的涌现，很明显是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自由主义住房政策和城市政策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项目以古典自由主义为理念，即信奉一种人本的自由主义（humanist liberalism）而非自由经济，而正是后者在加深艺术观众与那些睡在街头的流浪者之间的巨大鸿沟。因此，我要做的是去不断质疑和抗议既存的不公正的房屋政策，为保护人们的住房权利而斗争，使艺术同斗争、积极的行动和普通市民的参与结合到一起。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的参与，此外，还有那些被迫在难以想象的低劣环境中居住的人们，他们的数量几乎是流浪汉的两倍到三倍。同时我也引入了建筑和城市规划的议题，使这个项目的意味更加丰富。以上全部内容通过三个单独的展览加以呈现，此外还有四个公共论坛和大量的系列活动，展览在纽约的soho区的迪亚基金会（Dia Art Foundation）举办。 题目“If You Lived Here”其实来自于一句常见的标语，接下来一句是“ you will be home now”。但在我年轻的时候，这句话经常让我感到非常困惑，因为有那么多我永远也不会想去住的地方。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迪亚的门口贴上写着 “来吧，我们在家”字样的纸条。下面看到的是这三个展览的标题： “Home Front”，“Homeless：The Street and Other Venues”，“City: Visions and Revisions”。在1989这一年中，我们渐渐吸引到55为艺术家和团体参与，其中有纽约下东区的寮屋艺术家（squatter artists）、有在纽约的学校执教的老师，15位摄影师和不少的电影工作者，还包括一些抗议房屋政策的激进团体、建筑师，学者和从事城市规划的专家， 构成一个覆盖面极广的参与区间。而在呈现方式上，包括数据展示，电影和录像放映、公共论坛、阅览室和免费展览等。人们有时候并没有兴趣或打算去参加一个艺术项目，但当我们邀请他们加入的时候，我们会说，“哦，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你能够参加，你会喜欢在墙上贴一些东西的。”现在大家看到的图片就来自我们的第一个展览，这是我们的阅览室的外观和内景。 每一个展览还有自己的标语，第一个展览“Home Front”的标语是 “如果你没钱在这儿住，那就搬走”（If you can’t afford to live here, move!）这是曾任纽约市长的Edward Koch说过的话。“Homeless”的标语是“无家可归不是因为住房体系不运作，而是因为这就是它运作的方式”(Homeless exists not because the housing system is not working but because this is the way it works)，这句话来自城市规划学者Peter Macuse，“City: Visions and Revisions”的标语则是“鹅卵石下的海滩”(Under the cobblestones, the beach)，它实际上和今天的城市规划和城市景观有关。下面是一些来自展览现场的图片， 在今天的发言中我不得不把他们从原来的情景中抽离出来。现在大家看到的是Dan Graham的作品，他本人也是一位无家可归的艺术家，。这些作品非常丰富和多样，包括绘画、雕塑，街头招贴和广告牌等。在这张图片中，一个无家可归者躺在街头，这是在所有的三个展览中唯一一件直接出现露宿街头的形象的作品。这是因为我们觉得，如果人们需要了解这样的形象，其实根本不需要照片，直接走到大街上就能看到。因此，这幅作品也并非一个简单的对无家可归者形象的描绘，而是由Rrobbie Conal的一群学生们所创作的街头招贴画，它出现在洛杉矶的公共汽车站的长凳上，而洛杉矶没有任何公共的房屋救济体系。现在照片上的人们来自一个名为Homeward Bound的组织，我在摄制一个录像的时候遇到了他们，他们曾在纽约市政厅门前露宿了二十天。我邀请他们参与这个展览，他们同意了并带来了一个工作坊。接下来的图片是关于Mad Housers, 一个由建筑和设计专业的研究生组成的团体， 他们为无家可归的人们设计庇护所，并利用公共土地和水源以唤起公众的注意。Mad Housers同样也帮助无家可归的人们建立自助体系，或利用现有福利体系及临时救济措施。这是他们的网站，这是他们建造的房子，这是当时一些报纸和杂志报道的照片。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在“Homeless”展览上同一些学生一起为无家可归者建造的庇护所，Homeward Bound在这里举办工作坊。这是我们在不同地点展览的不同版本，首先是在圣路易斯，我不想把这些主要针对纽约的作品直接搬到圣路易斯去，于是我在圣路易斯又做了一个更多以当地情况出发的项目。下一个是英国的牛津市，同样，除了展出纽约和圣路易斯的成果以外，我们在牛津也做了一个基于当地情况的项目。牛津市以大学之城而闻名，但它同时也是一座以汽车工业为支柱的大城市，吸引很多南亚族群涌入寻求工作机会。随着近年来汽车产业的衰落，很多牛津市的制造厂纷纷关停，这些失去工作的工人（主要是少数族裔）无法获得容身之处。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牛津计划的照片，我们在市中心，特别是住房办公室周围贴了一些写着“Housing is a human right”的标语。这是在2004年的台北双年展，而这也让我吸取了教训，因为教学的原因我不能亲身到场，所以这次的展示有些模式化的感觉。 除了做展览，邀请人们参加之外，还有其它的方式可以唤起公众的参与。下面这是我接受一个叫做“Message to the Public”的项目邀请，在时代广场的电子广告牌上完成的一个作品。这是2009年在e-flux gallery的文献展览现场，这些都是当时的文献资料。这是在Casco的展览现场，这是一些会议场景。 下面是一些其它的项目，以图像的方式介入政治（activism by images）。这些是我做的关于越战的作品。我把这些战争图像以黑白照片的形式被翻印并拼贴在其它的画面上。这些是我在2004年做的关于伊拉克战争的作品，采用了同样的方式。这场在伊拉克的战争在很多地方都和越战的情形极为相似，于是我决定把自己在三十年前所做的东西再做一遍。这是一些2008年的作品，这是一个名为“vote”的项目，2008年在密苏里美术馆展出。我想利用剩下的最后一分钟告诉大家，我不认为仅靠创作关于战争的图像就能有效地唤起公众参与。我本人是一个叫做“Artist Against War”的组织的一员，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来实践着反战的宗旨，包括绘画工作坊，保护美索不达米亚博物馆里面的珍贵绘画，制作招贴画，游行集会等等。我们做了25000面写着“We the People SAY NO to Bush Agenda”的旗帜，在欧洲和美国各地游行。此外还有多媒体的幻灯展示，在玻璃窗上粘帖标语，制作印有口号的T恤，在纽约时代广场和大中央车站组织抗议活动， 在地铁里张贴并分发写着“If you 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的宣传画。我今天要展示的最后一个项目是我们在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大厦门口所做的抗议活动，包括悬挂大型标语、旗帜和招贴。当然这些行动没有让战争停下来。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用于发动公众参与到保障人权、居住权和反战的斗争中来，这是也是唤起公众积极参与政治的途径。谢谢大家。
Zanny Begg（艺术家） 我记得上一次同徐文瑞合作是在2008年的台北双年展上。当时台北正在经历台风，我们下榻的酒店大堂仿佛成了风暴的中心，就在同一天，美国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仿佛为了和这里的狂风呼应，全世界也卷入了一场来势汹汹的经济风暴当中。现在大家看到的图片就是我当时的参展作品“Treat（or trick）”，这是一个动漫表演（animation performance），意在揭示金融贸易背后的神话与欺骗。我以所谓“Mr Invisible Hands”做为主角，而雷曼兄弟的破产也许就是对 “看不见的手”盲目崇拜的结果。 现在我要介绍的影片是我的“Cities without Maps”项目的早期作品，名为“You are here”，由我和Keg de Souza合作于印度尼西亚拍摄完成，这个影片是项目的一部分，此外还包括给年轻人开设的教育节目，工作坊等，其中从表演、策划到写作、出版等一系列工作都是由我们独立承担的。我们所感兴趣的是所有这一系列实践所给出的可能性，类似于Martha所提到的重合的概念。这部影片我会在后面的发言中介绍。 我们工作的核心是一个长达十年时间的项目，名为“2016档案”（2016：Archive）。它是关于悉尼郊区Redfern的一项调查，而我也住在那里。在座各位可能不太熟悉Redfern，它其实是悉尼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里一直都是外来移民和贫困工人阶层的聚居区，但今天，它正面临着城市缙绅化（Gentrification）的巨大压力。因为Redfern位于城市中心，所以房地产商们瞄准了这里。而 “2016”是指这个项目预期完成的时间，也是Redfern地区的邮编，这也是我们以此为题的原因。 当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意识到Redfern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些全球性的问题，包括不公正、对城市经验的同一化（Homogenization）以及对同一化的抵抗，人们希望在这里创造一个自由的公共空间。因此，在2008年印度尼西亚的一项驻留计划中，我们延续了这种对于城市及城市化问题的兴趣，但这次是在印度尼西亚的语境中进行探讨。我们选择的对象是雍地卡塔市（Yogyakarta）的Ratmakan和 Jagalan，这是位于河边的两个新城区，它们在正式出版的地图上是无法找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成千上万的人们生活在这里。类似现象在印度尼西亚的城市化进程中屡见不鲜，在一座像芝加哥一样拥有二百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里，最常见的建筑是这些类似帐篷一样的简陋聚居点，它们有些是临时性的，有些则是长期的，而这里的人们实际上构成了这二百五十万人口当中的绝大多数。但我们却无法在城市地图上找到这些地方，它们是一些空白。而我们所关注的，所要去探索的正是这些空白。于是我们决定去做一份自己的地图，但若使用二维的传统制图法便又落入了将空间和特殊经验同一化的窠臼，而我们要做的是通过这个项目，去探寻地图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在一些图腾文化中，人们把重大的历史直接纹刻在皮肤上，这也是一种社会制图（social mapping），而我们是否也可以用社会制图的方式，将诸如家庭、流行文化等社会议题用绘制地图的方式来表现。 我们以孩子作为起点，他们对我们的工作表现得特别热衷。我们也同社区里的一些学校取得了合作。这是我们举办的一个绘画工作坊，请孩子们画下他们住的房子，在把这些画拼成一幅巨大的地图。有意思的是，这些画中的房子其实并不是实际的样子，而是孩子们的幻想。这些孩子们住在非常简陋和拥挤的小屋子里，类似香港的笼屋，入口狭窄，没有私人空间。但在他们的画中，我们却看到了非常非常大的房屋，宽敞的院子，还有树。这让我更加确信，人们感知空间的方式其实是相当主观的，同样的空间在孩子们和成年人的眼中可能分别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女性利用空间的方式也和男性利用相同空间的方式有很大差异。因此，空间概念的主观性就成为我们在这个项目中重点关注的对象。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制作的这一幅地图，它和上面提到的电影一样，都是这个项目的一部分。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意识到自己的局外人（outsider）角色，而同当地社区的互动也在不断挑战和改变着我们的想法。 上面讲到我们在有意抵制一种二维的绘图法，那么还有没有其它的方式呢，我们想到了录像。在摄制的过程中我们同当地的活动家Vanie Lela Herliana合作，她很想学一些剪辑的知识，也知道应该怎么拍摄。我们都有笔记本电脑、剪辑软件和照相机，于是她几乎拍摄了这个录像的绝大部分，并学到了她想学的技术。作为交换，她承担了这部电影里面所有向导、翻译和访问的工作。所以这个电影实际上是我们同Vanie Lela Herliana的合作作品，她不仅是这个项目的对象，同时也参与到策划和设计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的一点是我们如何放映这部电影。Ratmakan和 Jagalan是两个非常贫困的社区，人们没有电视、DVD或笔记本电脑，而印度尼西亚的网络也非常不稳定，网速缓慢无法下载，这样的话，这部专门为他们摄制的影片就不能让这些对我们来说是第一重要的的观众看到。当时，我们都对Mike Davis的“Planet of Slums”一书非常感兴趣，这本书也被译介到印度尼西亚，当地的活动家都读过它，它所讲的正是全球范围内第三世界国家的社区及城市生活的迅猛发展。而当地的状况是，这里存在的不仅仅是一个贫苦的劳工阶层，还有一个随处可见的地下经济。在印度尼西亚，人们的经济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存在限制，食物、饮料、甚至洗发用品等等。于是小规模的交易在这里比比皆是。于是我们就做了这个小卖部电影院（Warung Cinema），这样电影就可以在不同的社区里面流动放映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小型的电影院，以及在社区放映的场景。 下面的作品是 Vangaurd/Avant-garde，我在里面探讨了在图像和行动之间存在的历史性的矛盾。如果说Vangaurd/Avant-garde是二十世纪初的议题，那么在这个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随着西雅图和日内瓦等地反对全球化运动的涌现，这一议题又以新的具体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我在台北双年展的作品正是基于此，以激发人们对于政治介入的热情。而且据我所知，当WTO进入香港的时候，这里也曾爆发出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抗议。十九世纪晚期的政治艺术一度曾受到广泛的关注，在今天这个国际性的研讨会上，我认为我们可以重新描述艺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先锋的政治艺术的传统一直在以一种零散的方式被续写着。六、七十年代的激进艺术家们的活力至今还在感染着我们，新的一代人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探索艺术与社会和政治的关联。我认为今天重新点燃的对于艺术介入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全球化运动的贡献，同样也是对一个开放问题的思考：今天的政治到底是什么。 回到Redfern的项目上，我刚才已经介绍这是Keg de Souza同我合作的一个延续十年的计划。去年我们决定邀请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地的其它艺术家加入，而他们探讨的问题有些植根于Redfern，有些则是与Redfern情况类似的其它问题，最后这些作品在Redfern的“表演空间”（performance space）展出。这是当时的邀请函。我们不想把展览的出版物做成一般的画册，于是我们请每一位艺术家提供有关他们作品的一些文字或文献，或者是形式不限的什么东西。同样我们也请到了Mike Davis等理论家为我们撰写文章。现在大家看到的图片就是一个来自马德里的艺术家团体的创作，照片上是一个即将被拆毁的罗姆人（吉普赛人）社区（roma community），这同样也是Redfern所面临的问题。下一件作品和“内与外”（inside/outside）有关，这是一位在Redfern短期居住的美国艺术家的作品，和我们当时在印度尼西亚的经验差不多，是以外来者的视角来审视这个对我们来说已经过于熟悉的地方。下面的项目是我和Keg合作完成的，我们办了漫画工作坊，请孩子们画下对他们来说Redfern最重要的东西，这个孩子选择了毒品和酒精作为绘画的主题。接下来我们举办了一场拳击比赛，双方分别扮演成英雄和坏蛋，孩子们扮演英雄的角色并且可以选择商人、开发者和殖民者作为自己的对手。这个比赛被变成游戏程序，以一种互动游戏的方式引导人们进入Redfern的具体问题。我认为在我们今天身处一个由利润驱动的经济系统之中，它漠视大多数人的权利。而通过这些项目，我们正在以各种方式向它发出挑战。谢谢大家。 黄海昌（艺术家） 也许我应该先介绍下我的经历。与各位相比，我与艺术及行动主义的关系可能有点特殊，我本人并不是以艺术作为事业起点的，我的背景是NGO工作，此前研究过大量文学和教育理论，并深受其影响。从事艺术对我来说其实非常偶然：我没能得到资助我做伊斯兰研究的奖学金，却得到了一笔做艺术的奖学金。于是我就去做了艺术，阴错阳差地成为一名艺术家。在美国学习生活了10年后，我回到马来西亚开始从事NGO和人权方面的工作，随即意识到公民社会和NGO的工作其实还远远不够，于是又加入了政党，上个月我还在研究马来西亚的补选（by-election）政策。实际上，我的工作大部分和政治有关：竞选管理、战略规划、募集资金等等。当我做艺术的时候，有时会完全抛弃和忘却自己的政治身份，而当我从事政治工作的时候，我却常常不自觉地以艺术家的眼光去打量周围。 下面是我在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上做的一个项目，同时也是一项研究。这次我选择了东方主义（orientalism）作为切入点。在我很小的时候，伦敦皇家马戏团来到马来西亚的乔治敦巡演，于是我常常幻想自己和姐姐一起跟随那些吉普赛人浪迹天涯。我想，也许大多数在60、7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们都有过这种可笑的冲动吧。当我接受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邀请去做一个艺术项目，我发现在伊斯坦布尔的Sulukule区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罗姆人社区（roma community），他们是第一批来到这里的罗姆人，距今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Sulukule的照片，这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社区。 但我与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却有些尴尬，当我第一次被引见给这个社区的阿訇时——罗姆人在伊斯坦布尔也被穆斯林化了，因此他们的领导人是阿訇——在座的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市政府和一些NGO的代表。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会议，市政府打算重建Sulukule并迁移一直居住在这里的罗姆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坚持保护文化遗产的立场，而NGO当然也是站在罗姆人一边。从照片上能看到当时三方对峙的情景。 我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在罗姆人遭遇驱逐的不幸关头，以一名艺术家的身份来到这里。在Sulukule的街道上闲逛时，我发现这是一个相当贫困的社区，有些房屋甚至没有自来水，在一些建筑上画有一种小小的白色标记，后来才知道这表明它们即将被拆毁。我和Sulukule的孩子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我交给他们一个照相机，让他们去拍照片，而这最终给了我启发，于是我找到社区的阿訇，对他说；“我是一个艺术家，希望能帮助您的社区，我会让其它人都了解到在这里发生的不幸，是否允许我和你们合作完成我的作品？我将同您，同这里的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三个月的时间，拍摄一部录像并在伊斯坦布尔的双年展上播放，最后我会把这部作品留给你们。”阿訇对我的话半信半疑，但还是同意了。于是我运用以前的教育和理论背景，开始着手这项艺术计划和研究。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头两天，我和社区的人们以及NGO的代表商量如何保护文化遗产的场景。 在这里我必须抛开一切中产阶级的教学法，因为孩子们几乎没有任何关于时间和纪律的观念，他们可能连保持3分钟的注意力都做不到。而当我走在Sulukule的街道上，孩子们推搡着给我让开路，因为此前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在Sulukule到处闲逛。所以说这个项目开始的几个礼拜对我而言是非常艰难的经历。我们的全部工作就是在这家咖啡店里完成的。刚才说到，因为这些孩子没有任何关于时间和紧迫的概念，所以在项目开始前，我们得先在一起玩大概两个小时的足球或其他各种游戏。总之就是要去做一切与项目无关的事情。但后来我意识到这些游戏其实正是项目的一部分。 尽管面临被驱逐的命运，孩子们却从未和我们说起过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是孩子没有私人产权或是公共空间的概念，所以被驱逐这样的事情还没有进入他们的认知，当然我的理解也可能有问题。总之，我们在一起演戏、画画、拍照片，我并不想以教育者的身份去教这些孩子们，也不想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去做。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绘画是孩子们的作品：关于他们的梦和他们眼中的Sulukule。后来孩子们对这些游戏都有点腻了，他们提出要玩黏土，我们就去买了一些黏土由他们随意创造，然后再把这些作品摆到一块编成各种故事。我还是不加任何指导，任由孩子们发挥，于是我们有了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他们从家里逃出来，后面是一只狗在追，忽然一位超人出现救了他们，超人还有一只狗叫做超狗。另外一个故事是一只猫爱上了一只狗，它们的孩子是一只耗子。有意思的是，Sulukule在这些故事里从未出现。这个面临着拆毁和重建的罗姆人社区，对外来的陌生人非常开放，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他们的一员。 一个叫Joshkoon的孩子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爸爸给他买了一只风筝，把他绑到风筝上，借着风势把他放上天空，他飞到了离月亮很近的地方。最开始，我们觉得这个故事不过是孩子的幻想，但Joshkoon讲述这段经历时那种确信不疑的表情，让我们也相信这都是真的。最后他说，我想飞，我们说没问题，我们用动画让你飞起来。这样我们做了一个8帧的动画，让一只风筝载着孩子们飞向天空。 前面看到的这些录像其实也是孩子们的创作，因为实际上是他们决定了如何剪辑。在我们制作的过程中，孩子们会在一边看，告诉我们他们想要这一段，不想要那一段，或者在哪里需要加上一个新点子。后来，我们把孩子们全部带去了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开幕式，他们很喜欢那里，兴奋得跑来跑去，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他们看住。当然，我们一起去吃了麦当劳。如果你们曾经有和孩子在一起的经验就会知道，他们其实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有领导人，还有思想家。这些孩子里面就有这样领导人的角色，他会帮大家买吃的，告诉我们说只需要坐在那儿等着就好了，他会去把食物端来，而这个孩子其实只有11岁。 最后，我们回到了Sulukule的咖啡店，分别的时刻到了。孩子们哭得非常伤心，这是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最后一晚的照片，晚上，他们穿过街道回到各自的家里。Joshkoon和其他的几个孩子一直陪着我们，直到我们坐上巴士离开，这是我关于sulukule最后一晚的印象。2007年9月27日，sulukule被拆毁了。 我离开后一直保持同孩子们的联系，有时通过skype和他们聊天，一年以前，我在NGO的朋友给我带来了现在的Sulukule的照片，这是那间留下我们美好回忆的咖啡店，里面的布置已经不一样了。新的Sulukule代替了旧的Sulukule.。我常常想，其实吉普赛人并非流浪民族，他们希望能够定居下来，但人们却迫使他们不断迁移、到处流浪。这就是我从中学到的东西。 有几个问题一直在我心中萦绕不去，我常自问：在社区工作当中，我们应到如何操作伦理和道德的标准？对于当地社区来说，我们是挤入他们中间的局外人，至少我认为自己是这样。在那里工作哦NGO认为Sulukule是恐怖主义的区域，而那里也的确有很多恐怖主义事件。作为一名政治领袖，我也许会认同他们。但作为一名艺术家，我会问自己这一切是否合理：我们这些仅仅和当地人相处了几个月的外来者，有什么资格去控制、集中、政治化（politicize）那里的人们？因为孩子们从来没有说起过有关驱逐的一切，所以我们的这些录像也没有涉及驱逐，但也许我错了。谢谢大家。
蔡芷筠 在讲我的项目之前，我想先讲讲我的一些成长经历，这些经历让我觉得一定要走出来做一些事情。记得小时候我们是满街玩的，公园没有那么多规矩，上街玩也不需要花钱。现在的很多地方都要给钱才能让人坐下来歇歇。我还记得小时候家里人可以自己靠一些小生意自力更生，我的姨婆就是靠在街上卖糖水养活了全家人。现在我们的城市发展却很单一，弱势的群体只有一种生存方式，就是帮大企业做清洁工人。老人家没有机会自力更生，也没有机会再去耕种，只能为那些大企业工作。这些经历让我觉得现在的社会有很多让人不满意的地方。 政府说我们激进，但其实我们不是要获取原先没有的东西，而是想要拿回那些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2006年的天星码头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天星码头在11月要被拆除，到8月份主流传媒才开始报道，当大家稍微知道这件事的时候，NGO找到我和曾德平——他是我的伙伴，也是一名香港本地的艺术家——想请我们搞一些艺术的行动，去提醒大家关注这件事。最初NGO的朋友想让我们做一些很招眼球的东西去吸引人们的注意，但我想这个城市已经很嘈杂，如果再去做一些嘈杂的东西，大家就更看不到了。 那时我和曾德平一起在一些青少年中心教表演艺术，身边有一堆学生。NGO朋友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说不如来真的，一起上街头去做我们的Performance。刚才说了，我不愿意做一些很夸张的事情，于是我做的第一个Performance就是定在那里不动。我发现，原来在一条嘈杂的街上定着不动这才是最古怪的事情，这样就聚集了超多的人来围观。但是我、曾德平和我的学生都觉得不够，于是就继续做下去，直接睡在地上。这时已经有很多人想看，每天人流是几百人。这个艺术行动做了大约三个月，我们每个礼拜天都会去做一个Performance，有时是我的想法，有时是曾德平的想法，有时是一些学生的想法。 这就是那个钟楼，这下面的痕迹是我叫那些同学讲自己多少岁，然后在地下划一些圈代表他们的岁数，就好像树的年轮一样，每一个人的历史和其他人一样是都重叠的。为什么要用粉笔画呢？是因为在香港把地面弄脏是犯法的，若用粉笔的话，警察来的时候我就说我们会清理干净的。所以用粉笔做了很多次媒介，使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的发生，因为那时真是没人知道天星码头会被拆。后来我们除了自己做，也会邀请一些路人去画。很多路人会拒绝，他们说你们把地面弄脏了，但同时也会有很多人去响应，而且越画越开心。这个有人结婚的照片，是因为那个钟楼很漂亮，很多人的婚纱照都会在钟楼那里照，因此就连结婚的人路过也都会想着支持我们一下。就这样一直做下去，开始有其他人的介入，比如跳舞的那个女孩子何来，后来因为这件事而被判社会服务令。当时她看我们做了那么多次，就主动来联络我们说，我来跳舞行不行？旁边这个就是天星先生，后来成为第一个冲进去地盘的人。有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件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来加入。 这是钟楼最后的一晚，因为我们做了很多新闻发布和很多访问，所以最后那晚有很多人过来照相。我自己觉得很奇怪，香港人明明还有一件留在这里的历史没有死，大家就已经拿着相机来准备判它死刑，似乎我们用照相机记住这件东西就行了，我觉得很不妥当。于是我就在照相的那群人背后挖了一个很大的洞。有些人过来围观，路过的人几乎都会问一个问题：喂，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选择做Performance的原因，是因为香港人不是很能接受有些古怪的风景发生在城市的街道上。所以当Performance在街上发生，就会引诱他们去想为什么会这样，就可能会激发他们的恐惧或者其他一些感受，起码达到多些人去注意的目的。照片上的这个人也是走过去问我们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回答他。这个是曾德平，他在关了钟之后爬了上去，就把禅修的钟敲响了。本来钟楼该是有自鸣的声音的，但是那天晚上关了以后，最后响了一次就没有了。于是他就爬上去，用一个冥想的磬的声音代替了之后的声音。钟楼关了以后，我们没有离开，而是在那里建立一个基地，让我们或者别人想讲的话在那里继续得到表达。我们首先在地面上写了很多东西，吸引人们去介入。所以后来越来越多路过的人来拍最后一张照片的时候，也会写下一些心声。 这个其实不是我的作品，是杨阳的作品。这个作品需要一个发电机，我们就只好去找一些本土的艺术家去借发电机，搬上去做这个作品。有趣的是那些艺术家，当我们和他们合作的时候，他们就会主动介入了。当他们爬进去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在钟楼里发现原来这个钟是可以用手推动敲响的，那些艺术家中的男孩子就介入这件事，把钟敲响，成为一个合作的作品。在此之前，以香港搞社会运动的人和搞艺术的人会分得比较开，很少会主动有这样的互动。 虽然很多人知道了这件事，政府还是不理会我们，于是我们开始在钟楼的门口静坐。但我们是很弱的，我自己当时认得的人也都是艺术圈的人，去找人也只能找一些艺术圈的朋友。我们当时拉了这条软软的铁链，想阻挡那些货车进去，因为当时人不够，所以货车一来，我们也只能放下铁链让它进来。但就是因为这条软软的铁链，激起了本地社会运动分子的反应，他们觉得我们太弱了，做不了什么，阻挡不了什么，于是他们就终于真正介入到我们的这个运动里。这些社运分子率先打开了门，我们就跟着冲进去了。冲进去以后，不知为何保安只带走了那些男孩子，留下女孩子在里面。于是我们就在里面留守，因为香港的工地有个法例：如果里面有人没戴安全帽的话，他们是不能开工的。于是我们打算最直接地用身体来阻挡这件事的发生，我们在钟楼里面唱歌，逗留了起码一晚。有很多本来是做NGO或者社会运动的人也过来了，我也第一次试着拿传声筒呼吁人们。 最后我们是失败了，钟楼最后拆了，这就是那件事的结果。但是这件事对我有很大影响，第一就，我发现其实我本来不是那么介意钟楼在不在的，但因为透过艺术创作和这个城市、这个地方发生了很多感情、很多关系，这种关系使我有很多能量继续做下去。有很多人说天星码头的保育行动是一个城市的抗争的开端，其实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自己人生很大的一个转折点，之后几年也做了很多同社运分子合作的运动。 就在刚刚的反高铁运动里面，因为我已经跟社运分子很紧密地合作，他们就找我做宣传部部长。高铁建起来后，有一个叫菜园村的村子会被清拆。那些人在那里住了五十年，如果叫这些公公婆婆——他们是本来屋后面有田、有地的人——要搬上那些楼去住，这其实是很有问题的。最初很少有人去支持这件事，后来我们就想法子，因为那时正好在播阿凡达，而阿凡达的故事和菜园村的故事是很相近的，于是我们就打扮好自己，去不同的戏院门口和商场门口派传单。我们看准阿凡达散场的时候跑到影院门口，和观众们说说这部戏没有完，还有事情需要你跟进，吓了人们一跳，但是其实也挺有效。有人看到我们这样做，就觉得很有趣，就捐钱给我们，还帮我们筹款义播阿凡达，请那些村民和我们一起去看这部戏。还有一件事情，香港有个民主党一直犹豫着到底要不要投票反对高铁。为了做些事情让他们下定决心，我们就做了个活动。因为民主党的logo是只白鸽，于是我们就请他吃乳鸽，就说如果你不记得了你的理想，你就吃掉它。用这样的方式去唤醒他们。经过这个行动之后，他们投了反对票。我们还出了一条算术题：669亿究竟可以换来些什么？这样就来算669亿可以造多少支火箭，669亿可以拍多少套爱国的电影，原来可以造66支火箭！这条算术题主要在网络上流传，也有些回响。网民会马上用这条算术题去创作自己的版本流传开去。 我自己还帮忙计划了一个行动，因为要给立法会的拨款施加一些压力，我们就去呼吁人们在立法会外面静坐。但这其实很难，因为香港人不喜欢参与政治。刚开始有些社运组织的核心成员就提议不如做些议员的弹劾活动，去把他们搞臭。但我觉得不好，应该让香港人用不同的方式参与进来。于是我们就计划了很多活动，比如和很多议员用msn聊天，问里面那些和我们合作的议员情况进展如何，然后即时向外面的人群汇报。这样一直发展下去就变成一个嘉年华会，我觉得像嘉年华会这样正面的、有趣味的东西，才能真正吸引大家来。 同时我们还做了一些苦行的活动，将一些痛苦的情景带到社区去，使人们目睹这件事的发生。最后几次都有一万人来，有几千人和我们一起包围了曾荫权的礼宾府。后来这件事使得那些官员在最后投票的晚上被困在立法会长达6个小时——因为他们真的通过了拨款，但最后他们不得不坐地铁离开。 后来我们还是失败了，但我觉得比起在天星码头三年前那次活动，我们的人数有了质的飞跃。现在我们来到菜园村耕田，在那里成立了一个生活馆，计划帮菜园村搬村。我们想教村民一些其他方法，比如有机耕种，生活馆就是一个有机耕种的示范。现在我们和村民在一起学习，那里的厕所也都是我们自己建的。这就是我最后想说的问题。多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