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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专心在龟兹石窟中，得到了来自家人的很大支持。我的父亲王福存、母亲汤淑华从小培养我的绘画兴趣，使我走上美术专业道路；我的哥哥王新、姐姐王晨也一直关心我；妻子白福琴和女儿王人可对我在龟兹石窟工作和在新疆师范大学继续研究给予了巨大支持，让我专心于石窟艺术。记得小白第一次到克孜尔看我，得知她要来我很激动，便想将很乱的宿舍收拾干干净净，年轻的我竟然用画画的笔蘸着石灰水花了几天时间将宿舍粉刷一新。那感觉像是在用石灰画画，虽然很累但很是愉快。小白在上大学时画画的色彩感觉非常好，我认为是比我好，但为了家庭她很少画画了，她如果坚持画现在也一定比我画得好。我调回新疆师范大学时，邓维东院长给我讲也要将小白一起调来。我告诉小白说，如果来了以后有很多时间画画，但她不想再调动了，只想平静地生活，她只是有空练习书法。小白有很多品格让我尊敬，她的淡泊心态对我潜心学术有很多影响。小白常说她那次到克孜尔，感觉那一切是如梦如幻的神奇，像是回到故乡。后来随着我对传统学识的增长，很多因缘我才明白！我后来常想，我去克孜尔的机缘中有很重要的原因是为而她去的，是去完成一个使命。现在面对家庭，时有很多惭愧和内疚，但在艺术道路上，这些深情时常叫我更加努力地投身学术来作为回报！
我在学术道路上也得到了很多老师和朋友的关心和支持，本书的出版给我提供了一个用文字说出感谢的机会：
这次为我写序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镛先生，是我在１９９３年刚到龟兹石窟工作时认识的。那年王镛先生到克孜尔考察，先生与我一见如故很有缘分，在学术上给了我很多指导和帮助。我是看着王镛老师的著作，对印度、犍陀罗佛教艺术一步步地认知的，这些使我的佛教艺术知识形成了系统的整体。那时克孜尔没有电话，和外界的交流只能书信来往，我和王镛老师时常通信。王镛老师的信在谈艺术时字字句句写得十分严谨，第一次读他的信我就下决心在学术中首先要学习他这种认真严谨的作风。
原《美术》杂志主编王仲先生对我关爱有加。我和王仲先生是在新疆举办的一次学术会上认识的，他进行完会议活动后，到我家里看画，先生看画很激动，我们一幅一幅地看和谈论直到深夜，凌晨先生就飞往北京了。王仲先生在《美术》2003年第１期用大量的版面对我临摹的龟兹石窟壁画进行报道。同年在全国美术工作会议上，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李从军肯定了这组报道，这是这些年美术界对石窟美术工作最大的介绍和报道。王仲先生对我的关爱激励着我在艺术道路上努力进取。
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世长先生在石窟考古方面给了我很多指导。第二届全国石窟考古培训班在克孜尔石窟举办时，我看着马老师他们在实地的工作方式，对考古学有了很多认识。马老师很和善，以后我和马老师多有来往。马老师很支持我这个画画的也进行学术研究，他给我举例说，古代讲究“文人画”，首先是个文人然后再是画家，否则只是个画匠，这个关系一定要搞对。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袁运生先生对我也很支持。袁先生很亲切，我多次到他平西府的画室拜访，先生给我们讲对文化艺术的见解，使我受益很多。记得在我出版《王征龟兹壁画临本》时，和几个朋友莽撞地在深夜两点钟拜访先生，请先生看样书，先生对龟兹艺术很关心，兴致很高，和我们谈到清晨。在此之前，先生见我由绘画涉及到美术考古，热情地写信推荐我和那时刚从文博单位调入中央美术学院的郑岩先生相识。郑岩先生治学严谨，是美术考古的倡导者之一，我们十分投机多次长谈，从中我也受益很多。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景波先生对我也很关心，让我现在想来仍很温暖。1995年我到北京出差，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的李辰、宁方倩老师与白小刚推荐我考孙先生的研究生。我们去拜访先生，先生知我以前是画国画的，就给我几本西方美术大师强调线面结合的画册，叫我研习。我那时准备认真复习后应考，但后来石窟研究所因工作原因建议我等两年后再考，我后来也一直忙于工作中了。2001年，孙先生和原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杜建先生到新疆塔什库尔干途经克孜尔，了解了我的状况后，他和杜建先生商量，叫我先以进修的方式到美院去，再复习应考。但当时研究所不能提供进修的经费，孙先生又和杜先生商量，以中央美术学院和龟兹石窟研究所合作的形式，免费让我进修学习。后来，还是因为龟兹石窟研究所工作繁忙，我未能成行。又过一年，我调回了新疆师范大学。2007年我在北京再次见到孙先生，先生提起此事很是感慨。先生说为我搞的这个合作，是希望我继续修习将来再进行石窟艺术研究。先生还跟我讲了他年轻时在云南的工作经历，我理解了先生对年轻人的关爱之情，很受感动。关于上学的事也还有一些，但不知怎么都有意外，有时和师友们聊起，常说或许和上学没缘了。虽然没有去上学，但先生们对我的关心，依然激励着我在艺术之路上前进。
中央美术学院的袁宝林先生也很支持我。我虽然多年未去拜访先生，但也经常想起先生，先生曾为我准备出版的线描集题写了序言。此事是因1996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中，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许建英先生那时在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工作，我和许先生在宾馆同一房间住。许建英看到一些我在速写本上画的壁画的线图很感兴趣，那时大概有一百多幅。他提议给我这些线图出本书。后来袁宝林先生到我家看画，也看了线图。我说到出书之事，袁先生很感兴趣，我请先生题写序言，先生欣然同意。后来先生把序言从北京寄来了。但那时因工作很忙，我想将出版线图之事稍往后放一放，谁知一拖竟然十多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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