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居翰
最后的著述
美国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是收藏中国古代书画的顶级博物馆之一。该馆前中国艺术部主任、现任斯坦福大学坎特艺术中心亚洲艺术主任杨晓能回忆，他1993年入纳尔逊工作，到2007年离开，其间因为学术关系和高居翰先生时有书信沟通，也亲见了这位前辈学者晚年在博物馆的一段研究。
“1999年，我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做了一个展览——‘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高先生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来往就多一点。他也专程到纳尔逊来看东西。过去，研究中国艺术史的美国学者多看重传统文人画，对实用和装饰的世俗绘画比较轻视，但高先生似乎没有这种偏见，晚年他一直在做关于这类绘画的研究。纳尔逊的馆藏中有一件《清宫珍宝皕美图》，没有确切出版年代和出版信息，应是民国珂罗版，另外馆里还收藏了较为珍贵的17世纪的《金瓶梅》册页，高先生为此特意过来研看原作。对这些藏品的研究成果，他都发表在生前最后出版的那本书中。”杨晓能在电话采访中告诉本刊。
三联书店出版的高居翰作品系列
他提到的这本书，英文名为《Pictures for Use and Pleasure：Vernacular Painting in High Qing China》，是高居翰最后一本著述，其中文译本《致用与娱情的图像：大清盛世的世俗绘画》年内将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致用与娱情的图像》英文版
另一本将在大陆新出中译本的高居翰作品，是写于1960年的《中国绘画》（Chinese Painting），这也是他最早的成名作。杨晓能说，这本通史意义的小书文字漂亮，以浅显生动的方式引领西方艺术爱好者了解中国绘画。“如果以在美国的再版数来衡量，它比后来《气势撼人》、《江岸送别》等绘画史系列的影响面更大，只是国内读者知之不多。”
对高居翰的这本《中国绘画》，著名艺术史学者、中央美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也有很深的印象。他告诉本刊：“1984年，我在中央美院读绘画史和古书画鉴定的研究生时，读到了台湾李渝女士翻译的高居翰的《中国绘画》。两年前，我有学生还在台北‘故宫’买到过，好像重印了很多版。当时觉得这本类似概论的书写法很不一样。我们过去的美术史基本有两个特点：一是晚清民国以来的画学传统，比较重文献而轻作品，像俞剑华、郑午昌撰写的中国美术史都属于文献派，包括傅抱石、潘天寿的著述也有这个特点，因为他们是画家出身，欣赏画作自然不成问题，在写作中就较为忽略。摘录画史、画论、缺少绘画作品分析传统，这成为晚清以来写作的主流。另外一种美术史就是我们当时使用的教材，还属于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来写的，重视阶级分析。后来高居翰较早到中国来，和中央美院有很多交流，也带来了一些国外的书籍资料。”
尹吉男说，同时期他们读到的还有另一位美国艺术史家李铸晋关于赵孟頫的研究，不算完整一本书，只是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印的一本小册子。“还有一些海外学者的东西被翻译过来，比如方闻的《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画为心印’，他以此讲述中国绘画观。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院刊和一些港台学术期刊上，我们也能读到高居翰、班宗华、苏立文发表的文章。”
尹吉男认为，高居翰有10年以上的博物馆工作经历，这点非常重要。“我在美院是学古书画鉴定的，所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机会跟随当时国家书画鉴定小组的六大专家直接学习，在上海和东北看了大量实物。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鉴定专家和美术史家的治学方法是有区别的，鉴定家比较重视绘画的基本风格、样式、笔法、师承，因为他们遇到的是最实在的真伪问题。我后来读到高居翰他们的文章，也会从鉴定的角度来读。我认为在西方美术史家里面，高居翰的知识总量非常惊人，堪称博学。有些学者可以和人敞开了聊各种问题，而有些是把能说的都写进书里了，没有更多富余东西，所以会惧怕朴素的聊天。但高居翰就可以跟他聊任何题目。我认识他算比较早——1988年我发表硕士论文讨论江苏淮安王镇墓出土的25张书画，高居翰引用过其中资料，所以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就找我吃饭。他中文说得不好，需要翻译，但仍聊了很多。当时我偶然提到明前期在福建地区文人有学米芾的传统，其中有个叫高棅的诗人，也会画，所取字号‘漫士’就和景仰米芾有关系，米芾有个号叫‘襄阳漫士’。美术史界几乎没人会关注到这个人，但高居翰马上说，他在日本看到过此人一幅画，画的是米氏云山，印章就是‘廷礼’两个字。所以我觉得高先生不但博学、敏锐，而且记忆力惊人。”
高居翰写作《致用与娱情的图像》时，在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研究过的17世纪《金瓶梅》册页（图为其中两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