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书法海外传播的新机遇
显然，向海外传播中国优秀的书法艺术，在当下也有诸多的利好因素。
首先，便捷的交通和通讯为书法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条件。当下，整个世界真的变成了“地球村”。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世界范围内的人可以空前地彼此接近，地球再没有中心与边缘之分，就像托马斯·弗里德曼所描述的那样，地球继变圆、变小之后开始变平。今天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介不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艺术的方式。有这样一个玩笑：假使唐代有今之通讯技术，玄奘根本无需长途跋涉，更无需师徒四人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到西天取经。说不定天竺某佛学院资料室的工作人员，一个电子邮件就将数万卷经书的电子文档打包压缩后就发过来了。借助金山快译，玄奘很快就将梵文译成中文，稍加注释就转发各大寺院，修行者手敲木鱼只需面对IPAD屏幕就可以完成日课。如需实地考察，可以如今之学者电话预订往返机票，稍打个盹飞机就已翻山越岭抵达印度了，一切OK。书法方面，今天即便是在美国文化的核心腹地纽约等城市，也可以看到中国书法家活动的身影，各种地道的文房用具和图书资料可以轻易在商店中买到，这得益于发达的贸易和货运体系。
其次、中国逐渐增强的综合国力为书法的海外传播奠定了基石。文化虽无优劣与贵贱之分，但还是有强势与弱势之别。中华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长期强势，周边的日本等国长期派人前来学习。尤其是唐代，从音乐到绘画，从建筑到日常用具，从服饰到文化礼仪，无不对日本有着深刻影响。仅清代一朝，沈铨、杨守敬对日本书画的启发非常之大。近年在中国风靡一时的巴洛克、洛可可等西洋风，实际上是受中国的明式风格和清代繁缛设计之风所启发，而瓷器、丝绸、茶叶等对西方的持续性影响更是深远。很难想象，西方一些硕大的青花瓷盘上充满异域风情的图案，居然出自中国人之手。随着晚清国力的衰微，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一度遭到怀疑和批判，因此有了“美术革命论”和书法不被认为是艺术。但国人不甘示弱，动辄以“华洋”、“中西”并称，意欲何为？欲将自己与最强势的西方文化作对比。笔者在编著“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丛书”《中国美术论辩》卷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因国力差距所导致的文艺心态上的微妙变化。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文化复兴在乐观者看来已指日可待，书法的国际化将不可避免。
再次，艺术相通，书法可补西方艺术的某些不足。笔者在研习西方现当代画史时，可以明显地发现一条线：自印象派始东方的启发功不可没。比如，印象派的自由外光写生，潇洒的笔触就有东方的写意味道，梵高则因临摹浮世绘导致了其偏平面的现代画风。而克里姆特的装饰风很难说没有东方艺术的影子，甚至连其画作的装裱都学中国。以至于向达、丰子恺等人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候都惊呼：西方绘画开始抛弃“科学”，向中国艺术的某些元素靠拢了。中国画借鉴西画、现代书法借鉴西方构成已是众所周知。而西方绘画对中国书画的借鉴，也是不争的事实，至今也有其内在需求。从新古典主义到照相写实主义，精准的写实绘画开始告一段落。显然，西方绘画不会消失，但如何走却不知道。笔者不是预言家，但可以肯定东方的启示依然存在。可以说，书法作品所形成的抽象意境与西方抽象画有类似之处，书法的用笔以及不仅仅用于造型的线条，对西方绘画应该也有相当的启发。比如，毕加索的绘画中的线条，很难说没有中国书法用笔的影子。而赵无极、朱德群的抽象画，以及常玉的简笔绘画在西方被广为接纳，也很难说没有西方内在的对东方艺术元素的心理接受。
中国书法作为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融注了国人独有的思想与智慧。书法不仅是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也可以为世界所共享。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党和国家大力提倡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力争创造与中国的经济地位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艺术地位，这是国家强大与文化复兴的表征之一。因此，这给了中国书法一个走出国门的契机。近年来，书法的国际交流虽频繁，但多局限于与汉文化圈相关的国家和地区，且停留在一种较为表面、浅层次上的交流。徐冰的“新英文书法”虽然在美国等地影响较大，在艺术上也较为成功，但仅仅是一种新造文字，非真正意义上的在海外成功地传播书法艺术。能否找到一种类似徐冰的让海外易于接受同时又不损书法“原味”的方式，问题虽难但的确值得业界思考。
当下的中国虽然面临着向海外传播书法文化的诸多契机，但轻言中国书法不久将走出国门并在国际上流行，那是一种相当不审慎的文化乐观。因为，文化的交流比经济的交往更为困难，不少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和语言，但这些文字终究没能如汉字那样发展成书法艺术，更何况这是来自他国的一种被称为“汉字”的陌生字体？其心理上的认同与接受也将是困难和长远的。因此，对外传播中国书法文化时要以外交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尊重他国的文化而求同存异。可以慢慢地摸索出一些好的交流模式，但一定不能操之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