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下旬，我来到“第四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举办地成都非遗公园。参观了各国的非遗项目之后，重点看了公园内新落成的“中国书法馆”举办的“笔墨东方·中国书法艺术国际大展”，该展览汇聚了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瑞典、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十几个国家的书法作品，其中不乏沈鹏、欧阳中石、张海等著名书法家和一大批颇具知名度的当代书法家的作品。同时，“中国书法艺术国际大展·国际论坛”在成都举办，邀请了海内外一百余名书法家和理论工作者与会。我并未参加该研讨会，但在书法馆门口看到大开本豪华精装的《中国书法艺术国际论坛研究文集》，内有香港的饶宗颐等前辈及其他中青年学者100余人的论文。我当时的感觉是：书法，真的开始国际化了？一个民族的艺术形式，尤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书法，能否如国标舞、流行乐、电影大片那样被国际广泛认可？这是一个问题。这时我想到了一个人，这就是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当代艺术家徐冰，由他创制的“新英文书法”在海外曾经颇具影响。
“新英文书法”是将英文字母与中文笔画相结合的一种全新方块字体，该字体对应26个英文字母由26个基本部首组成。这种字体虽是拼音文字，但部首却不能写成平常所见的从左到右的线性结构，而是被安排在一个方阵中。当然，这必须得有一个阅读顺序，否则无法拼出字意来，其规律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从外到里。书写的时候不一定遵循该规律，如字体过于繁杂就会有所调整。这种新文字以英文字母作为笔画排列为方块字，可以是汉字的读音和意思，也可以是英文的读音和含义。徐冰以这种将英文和方块字相结合的独特创作方式，游走在中国汉字与英文字母之间，同时也游走在书法与当代艺术之间。
1990年徐冰去了美国，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他基于对文字的持续兴趣催生了这种带有实验性的文字创造。1994年，他开始“新英文书法”研究，不过这次不是重复此前不可辨识和阅读的“天书”的臆造方式，而是可供阅读的一种新的折中字体。这种亦庄亦谐的“新英文书法”，模糊了中西文字的界限，让以中文或英文为母语的人都同样感到惊异。在美国，很多餐馆的招牌都用这种字体书写，有人甚至说徐冰就是“纽约的启功”，该字体还被日本录入了字库。徐冰不但有小件作品问世，也创作了如当今书展那样常见的巨幅作品，如1998年所作的1942年5月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竟然高4.5米、宽4米。1999年，徐冰获得了在艺术界有诺贝尔奖之称的美国“麦克·阿瑟奖”。有人特别是记者欢欣鼓舞地认为徐冰的“新英文书法”，是中国书法走向世界、扩大影响的一种良好开端，但笔者不这样认为。其实，这种“新英文书法”隐藏着作者关于中西文化不可能深入交流的一种深层次的担忧，而只能借助这种权宜之计的文字中介进行简单识别，准确地将是中英文生硬嫁接。这可以从艺术家的《天书》《地书》《野生斑马群》等装置作品的创作逻辑中看出来。这不是一种书法上的现代拓展，而是一种新造文字。尽管，它有着与书法有关的毛笔、纸张、用笔以及类似方块汉字的造型。更为重要的是，“新英文书法”虽然名曰“书法”，作品受到西方人士的欢迎，在拍卖场上也不断创出高价，但这并不是国人语境中的书法，而仅仅是一种新文字而已。这种新文字能否发展成书法，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当年徐冰在中国美术馆办展时，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很多专业的文字工作者都闻声而来，参观那件由数千个文字组成但是看不懂的作品《析世鉴》。这些雕版印刷出的文字太像汉字了但就是无法识读，因此又称“天书”。文字作为人类文明的象征之物，但不少由可辨认的文字组成的著作或文章，却不能被识读甚至完全读不懂，就不得不让人反思文字本身的迷雾性，进而怀疑作者的创作动机了。在当时文化热和“大灵魂”的时代思潮中，其实也有一种反智识的小思潮，作者试图以一种下了功夫而且相当正式但就是无法辨识的臆造文字，来戏谑某些由文字构成的文明史的不可读与无意义。
徐冰确实是一奇才，且不说他的超乎常理的思维和高超的手工制作技术，他的新文字所用纸张也是正宗的安徽泾县小岭出产的加厚毛边纸，一些笔画书写颇具有传统的颜体和简书味道。如果在他传统书法上发力，绝不会是一个碌碌无为的书法家。《天书》只是像文字，但全是不可辨识的“错别字”，而新英文书法是可以辨识的文字。据此，他还在美国等地教一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像国人临帖那样临习其“新英文书法”字帖的部首和结构。
顺着这个思路，美国人、俄罗斯人都可以搞“新汉字书法”，以其字母结构和识读为母版，做一些结合中国汉字结构的新字体，就像当年北京奥运会标志上的“北京”的拼音字母书写的汉简味。显然，也可以像当年的西夏文、日文的平假名与片假名那样折中成为一种新文字。但是，在国际化的当下人为地增加这种新造文字，除了艺术上的意义还有其他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