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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传统——杜尚中国首展
马塞尔·杜尚用一己之力影响了20世纪艺术史自他之后的发展趋势，正如策展人唐冠科(John Tancock) 所说，“通常情况下，艺术家仅对与之同时代，或其后相近时代的年轻人产生直接作用力，他们的‘余震’随时间流逝而渐趋削弱，直至销声于历史长河中，即便是毕加索。然而，杜尚的‘余震’却似乎还在持续不断地发生：杜尚以其丰富、充满变化的观念作品不断刺激着外界环境，这些作品所释放出的强大力量一直持续到1960和1970年代以后，包括当代艺术的各个领域。”
杜尚是现当代艺术史中最具颠覆性和深刻性的杰出艺术先锋，对东西方艺术家、收藏家和各界观众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他在一战时引领的达达主义运动，散播着非理性与反艺术的思想，对之后1920年代的超现实主义，1950年代的波普艺术，1960年代的偶发艺术和激浪派等艺术流派或艺术团体的创立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直到今天杜尚的余震也仍在延续。
2013年4月，在杜尚逝世45周年之际，他的作品首度被引入中国，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以下简称UCCA)开幕的“杜尚与/ 或/ 在中国”展览，在呈现杜尚部分经典原作的同时，也展出了曾深受其启发的一些中国艺术家的新老作品。
本次展览由两位驻纽约的学者兼策展人共同策划，展出的大多数杜尚作品来自其中一位策展人——弗朗西斯·瑙曼(Francis Naumann) 的私人收藏。据UCCA 馆长田霏雨介绍，也正是由于瑙曼的强烈主张，这个项目才得以启动与推进。而另一位策展人唐冠科与杜尚的渊源也很深：早在1970年代他就在费城美术馆策划过杜尚的展览，作为观察者他从1990 年代起便开始参与北京的艺术圈。本次展览的中国艺术家大部分是由他选择的，包括黄永砯、艾未未这样与杜尚关联显著的艺术家;此外他也邀请了一些中国艺术家为本次展览特别创作作品。
颠覆传统 杜尚并不孤单
杜尚出生于法国，之后加入美国籍。他是纽约达达主义团体的核心人物，他的出现彻底改变、影响了西方现代艺术的进程;可以说西方现代艺术，尤其是二战之后的西方艺术，主要是沿着杜尚的思想轨迹行进的，因此了解杜尚是了解西方现代艺术的关键。“杜尚是非常反叛的。首次看到他的作品是1967年，那时越南战争正打得火热。他是一个跨越了所有障碍的艺术家。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我知道我妈妈不会喜欢他的作品，这是一个秘密，我自然就会喜欢他。”策展人瑙曼这样说道;而另一位策展人唐冠科对杜尚同样具有深刻的认识，并对中国的当代艺术也了解较深。对于本次参展的中国艺术家，他着重选择了明确表现出了对杜尚的兴趣，或是他们的创作与杜尚的艺术宗旨和创作方法基本一致的艺术家。
本次的展览以杜尚为核心，以中西对话的方式带给我们一个初步了解杜尚创作观念以及对中国艺术家影响的立体式平台，就像田霏雨希望的：“展览不是从单纯展示杜尚本人的作品或中国艺术家如何受到西方艺术大师影响的角度，而是呈现杜尚作品与中国艺术家的关系。希望本次展览能够就20世纪以来由杜尚的作品所提出的，处于现代性与观念艺术的概念核心的某些问题的传播及转译的方式与途径提供新的认识。”本次展览核心，杜尚《手提箱里的盒子》(Boîte-en-valise)系列作品以及杜尚其它30余件复制品和印刷品创作位于展厅中间，两边则分别是“向杜尚致敬”部分，展出了黄永砯、吴山专、王鲁炎、宋冬+尹秀珍、王兴伟、赵赵和艾未未在内的20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
从杜尚的作品中，可以窥见最为多样化的艺术态度与艺术形式，于是唐冠科从众多杜尚作品中首选《手提箱里的盒子》带来中国，它完全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艺术作品和展示空间的关系。杜尚从1935年开始创作“盒子”系列，于1941年完成， 总共制有300个。在杜尚余生中，它们以不同的版式面世，1968年杜尚辞世以后，此作品由其遗孀阿蕾柯西娜(Alexina)最终制作完毕。最先制作的20个盒子都装在皮质手提箱内，故此称为《手提箱里的盒子》，由于其中各自装有一件原作，故被视作“豪华版”。在UCCA展出的版本最显著的特点是盒子由大红色皮革制成，其中装有80件杜尚的各种作品的重制品。若干件从盒子这件作品派生而来的重制品也将在此次展览中以不同形式展出，其中既有镂刻凹版的杜尚著名的《新娘》(Bride)，也包括镂刻模板印刷的《下楼梯的裸女》(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这幅画曾在1913年的首届纽约军械库展中激起巨大争议，时至今日恰好是一个世纪。
与之相呼应，在参展的中国艺术家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徐震、杨振忠和施勇等一些艺术家策划于2004年的《62761232快递展》就是沿袭了杜尚这种离经叛道的精神。整件作品是一只塞满了“物品”的手提箱，这些包含了单放机、玩具手枪等的“物品”是由参展的42位艺术家特别创作的“微型作品”。这只皮箱之后被交给快递员快递到上海各处，想看展览的观众只要致电便可以在家中欣赏到这些作品，而经过艺术家培训的快递员则充当了展览的讲解员。“快递展”是国内较早尝试打破作品与展览空间关系的作品，好像当代版《手提箱里的盒子》。
转过“盒子”，两侧是31件杜尚的平面作品，包括从绘画重制品到印有独特字体与瞩目图像的杂志封面、插图和一些曾经出现在具有历史意义展览中的蚀刻与海报作品。其中，1921年杜尚以好友曼·雷为元素、为《纽约达达》杂志设计的封面，1936年为法国著名诗人、评论家安德烈·布勒东的著作《黑色洗衣亭》做的插图等都非常珍贵。
信奉“一切都可以是艺术”的信条
杜尚最广为人知的、创作于1917年的作品《泉》是现代艺术史上的里程碑——他把一个从商店里买的男用小便器直接搬进美术馆的行为，在当时彻底颠覆了艺术圈的认知与评判标准，同时也抛出了他思考的核心问题：艺术是什么?什么是艺术?如何去看艺术?虽然未能在本次UCCA展览中看到这件作品，但是在参展的中国艺术家部分，仍可看到对《泉》直接或间接的回应。比如本次展览中蔡元与奚建军于2000年实施的行为艺术：在英国最著名的泰特当代美术馆中对着公众、对着“杜尚的小便器”撒尿——艺术家也许希望以此来还原小便器的日常用途, 只是这一看似离经叛道的行为在观念上是否有点简单?可以调侃大师，但这种对反叛的“反叛”意义何在?
杜尚的破坏性、反叛精神、对艺术的独立思考与创新、离经叛道的生活对当代艺术的影响无所不在;人们从他对传统的颠覆中重新发现了自由的力量，重新去审视我们自认熟知的事物。杜尚从观念上开启了多种可能性，比如“现成品”的创作手法就是由他开创的。他消除了艺术家和艺术品的神圣化，打开了世俗的大门。从本次展览的中国艺术家作品中也能看到这种影响。比如政纯办的《奖》是把艺术家获奖的快递包裹直接留存下来;郑国谷的《再锈两千年》是用实心铜制作的各种饮料瓶子，回应了杜尚著名的现成品“瓶架”;王鲁炎创作于1992年的《W 自行车》，让本来实用的物品变得无法继续使用;而艾未未创作于80年代的《Hanging Man》简洁明了——用晾衣架勾勒出的杜尚侧面剪影诙谐生动，这位旅居纽约长达十年并大量接触了杜尚作品的艺术家觉得：“任何现代艺术作品，所具有的价值，都是观念性的。在杜尚之后所有的艺术的存在和其价值都是观念性的，杜尚为现代艺术提供了一个新的语境。”此外，展出的黄永砯的《胡子最易燃》与宋冬+ 尹秀珍的《新瓶旧酒》也都以杜尚的作品为灵感展开，回应了杜尚版的《蒙娜丽莎》。
杜尚作品强烈的观念性超越并打破了艺术作品的形式，给艺术创作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上世纪20年代西方艺术界就曾提出“绘画已死”的问题，而杜尚的作品则为绘画打开了另一个出口，也启发了很多艺术家。比如他自1912年开始、花费了11年时间创作的《大玻璃》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之一。通过这件作品，杜尚希望能彻底摆脱传统，摆脱习惯的绘画，探索全然不同的方式，达到反绘画和逃离绘画的目的。在本次展览中，除了装置、影像、行为等，我们也看到了中国艺术家们以绘画为媒介对杜尚观念做出的回应。赵赵为本次展览专门创作的《无题·杜尚》就结合了自己最喜欢的两件杜尚作品《大玻璃》和《已经给出》，因为艺术家想要它“与杜尚的作品完全有关”。于是赵赵邀请了来自中国艺术复制品之乡——大芬村的画工把杜尚的《已经给出》临摹为古典油画，并故意按照博物馆的标准——画面前方用1.2毫米的玻璃——来进行装裱，而画中女人阴部相对应的玻璃则被他用锤子砸裂。赵赵说：“我现在已经不太去考虑形式的问题了，是什么都无所谓。你看到的形式和内容其实是有误读的。我只是抛出问题，你可以来回答。玻璃可以给你一个无限的可能性。”于是有限与无限在此聚合。而王兴伟1998年创作的架上作品《灯塔》也很独特。他把杜尚《已经给出》作品中手提油灯横卧着的裸体女人场景转化后重新入画，产生了超现实主义的感觉。
整体来看，“杜尚与/ 或/ 在中国”展览的立意较为吸引人，虽然还是有些许遗憾——作为首次杜尚中国展规模略小，展出的杜尚原作也较少。即便如此，展览仍然给我们带来了某种启发，艺术家宋冬觉得：“在众多艺术家与杜尚对话的作品中，既有致敬也各种有质疑。整个展览像是一件作品，每件都是其中的元素，其实对于熟悉这些作品的人来说，作品之间的对话才是有意思的，这是展览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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