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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艺术在中国不是美学问题是社会问题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3-07-15 10:52:10 | 文章来源: 南方周末

公共艺术雷人事件

2008年,天津新航站楼主题雕塑《飞翔》落成,48片不同颜色的羽毛组成3面风帆。有官员视察机场,不喜欢《飞翔》的颜色,当下命令拆掉。机场方面解释说颜色取材于杨柳青年画,官员答复:“我不喜欢杨柳青年画,马上拆掉!”

“我个人认为,公共艺术在中国不是美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在“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建设论坛”的主题演讲中提起这件往事。“在国外三十多万美元的立项说没就没了,这是要追究责任的。中国有些领导把公共空间看作自己家客厅,我需要就要,我不要就拆,这是中国公共艺术面临的最大困惑。”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吕品昌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中国公共艺术最根本问题还是领导一个人在拍板。另一方面,领导、老板们喜欢的,公众未必喜欢,结果往往也是拆。

这次论坛由文化部艺术司、福建省文化厅和漳州市政府联合主办。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诸迪透露,文化部计划于2014年举办“首届全国公共艺术大展”。

近年来公共艺术越来越成为媒体、网络的热议焦点,而以非议较多。这些非议中夹杂着明显的“恶趣味”,却也不乏耐人寻味的内容。

乌鲁木齐“飞天女神”雕塑,高约18米,重40多吨,造价不详。网友称其体量巨大,丑陋吓人,旋即被拆除。又有人戏致悼词,称女神享年0岁。

四川省安岳县“柠檬仙女”现身街头,网友称其“高仿乌鲁木齐飞天女神”,是“魔女”。该雕塑头部尚未安装即拆除。

不久前,河南偃师龙华欢乐园惊现“大背头弥勒佛”。园方起初回应,“塑像以游乐园创始人为原型创作”,数日后又用帆布盖住了塑像,并对产生的不良影响表示歉意,宣布进行修整。

最新一起事件,是郑州一尊投资约1.2亿元、高达27米的宋庆龄塑像,尚未完工就被拆除。2011年这尊塑像就曾引起网络热议,有网友认为那是宋庆龄塑像,而河南宋庆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称“不是宋庆龄,而是黄河女儿”。如今雕像已被拆除,而河南宋基会在其官网、年报中均未披露。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问题的核心在于,空间的分配实际上是权力分配立项建议是谁提出的?谁授权通过的?谁出的钱?为了让谁满意?什么样的空间是公共的?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创作谁说了算?

回顾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殷双喜教授把公共艺术分为纪念型、审美型和功能型三种。

新中国成立以后,纪念碑是政府投资的主要方向。这种纪念型的公共艺术直接图解政治,展示立场,以教育和英雄崇拜为主旨。任何意识形态的政府都会大力支持纪念型的公共艺术,使之占据城市的重要空间和交通节点。西方公共艺术的显著趋势是,越来越倾向于艺术审美、生活功能。这并不意味着“打倒纪念碑”,而是多种形式并存,但后者越来越多。

殷双喜展示了美国费城一幅大学生创作的壁画,内容是防治哮喘,功能相当于中国的卫生宣传画,但形式更加生动亲切。费城还通过壁画对老旧住宅进行改造,有栋大楼一面墙上画着老祖母缝制棉被,“这个题材跟英雄崇拜完全无关,但人情味十足”。

为两周的作品,讨论25年

柏林自由大学西本哈尔教授说,城市公共艺术这个概念的提出,至今只有四十余年历史。艺术民主化观念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促使早已存在的城市公共艺术开宗立派,并日益发展。
  卡塞尔市的制高点上矗立着一尊18世纪建造的大力神像,被视为卡塞尔的守护神。“二战”中卡塞尔作为纳粹德国的坦克生产基地遭遇空袭,城市大面积破坏。战后,美国波普艺术的代表人物克莱斯·奥登伯格在大力神像视线方向雕塑了一把铁镐,看起来就像大力神把那把铁镐扔到城市中一样。作品以此警醒卡塞尔市民,保护城市,远离战争。“这个例子展示了公共艺术作品如何与城市历史发生关联,并且成为城市历史的讲述者和建构者。”

卡塞尔最大的公共艺术作品是“七千棵橡树”,作者是德国著名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在1982年第7届卡塞尔文献展开幕当天,他种下了第一棵橡树,并打算在5年后第8届文献展开幕式上亲手种下7000棵橡树中的最后一棵。1986年博伊斯去世,他的儿子替他种下了第7000棵橡树,作品得以完成。橡树的生命周期长达800年,“七千棵橡树”使卡塞尔市有了一座可以生长的雕塑。

德国国会大厦见证了整个德国20世纪历史,标志着纳粹崛起的“国会纵火案”;1945年苏联士兵占领国会大厦,二战结束;国会大厦边的柏林墙,象征着德国的分裂和东西方冷战;今天重修后的国会大厦仍然是德国国会所在地。

1995年夏天,艺术家克里斯托和让娜·克劳德夫妇用超过10万平方米镀铝防火聚丙烯面料以及1.5万米绳索,把国会大厦整个包裹起来。“这对艺术家夫妇的理念很特别,带有反资本主义特征。克里斯托说,它就在那里,没人可以占有它,没人可以购买它,没人可以收门票,没人可以控制它。这件作品不属于任何人,或者说它属于所有人,我们的作品探讨的是自由,而自由是一切占有诉求的敌人……”西本哈尔教授说,这是他人生中最难忘的公共艺术项目。

比作品本身更说明问题的是它的讨论过程。这个项目的策划和准备时间长达25年,在这25年中,德国各界不断展开讨论:是否允许包裹国会大厦?这样的作为究竟算不算艺术?1995年国会投票决定接受这个行为,艺术战胜了政治。除了社会政治意义,“包裹国会大厦”对柏林市来说也是意外之喜,1995年短短的两周时间内,柏林迎来了数百万游客。“包裹国会大厦”成了柏林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城市营销,统一后的新柏林借此重又成为国际大都会。

“在德国,公共艺术其实是一个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的交接点,这一点我相信对于中国也有一些启发意义。”西本哈尔教授在结语中说。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表示,中国不能永远走别人走过的路,中国的公共艺术如何与中国的城市建设找到内在的呼应,特别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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