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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国画与西画的竞争与冲突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2-11-21 18:09:37 | 文章来源: 《京华时报》

引子

京华美专的老师们各擅胜场,个个身手不凡:邱石冥笔法细致,设色艳丽,一笔蘸几样色,一下笔便丰富多彩;王惕画的牡丹、荷花、鱼、鸭极为动人,胸襟开阔,笔墨淋漓;于非多才多艺,书画篆刻皆佳,学谁像谁,模仿古画足以乱真,工笔花卉翎毛更是功力不凡;李苦禅的大写意笔墨雄阔、气势磅礴、自成风貌;齐白石的画用笔凝练,变化多端,墨色变化丰富,正所谓“一花一叶扫凡胎,墨海灵光五色开”,充满笔墨情趣。

这些老师中多有“画痴”,如李苦禅。李霞生印象中的李苦禅性情直率,醉心于国画,“蓬头垢面,衣服不整,大衫上红一片黑一片,这是他作画时手上沾了颜色便抹在身上,不知其情者会认为他是疯子。”

齐白石也足称“画痴”。他自言:“一天不画画心慌,五天不刻印手痒。”他每日作画,废笔成冢,痴迷其中,欲罢不能。他画虾蟹、虫鱼、瓜果、山水,无不积淀多年功力,有运斤成风之能。如他说:“余画小鸡二十年,十年能得形似,十年能得神似。”二十年凝思结想、不断实践,使他笔下的小鸡笔法高超,形神毕现,毛茸茸的极为可爱。

对于国画而言,国学修养极为重要。齐白石二十七岁才正式拜师学习,自知向学太晚,读书非常刻苦,“昼夜读书,刻不离手,如渴不离饮,饥不离食”,如同自述:“村书无角宿缘迟,廿七年华始有师。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明火读唐诗。”

老师们的勤奋以及对书画的沉醉,让李霞生们深深明白,“学作画必先学会吃苦,一切本领都是从苦学中练来的。”而一旦沉浸其中,他们便领略到其中的乐趣,苦而不觉其苦。专心向学三四年,李霞生、张丕振逐渐成长起来。

这个时期堪称国画的黄金时期,画坛吸引了诸多精英人物,星光灿烂,强手辈出。但到了1937年,随着日寇入侵的炮声,国画界风流云散,张丕振、李霞生颠沛流离,艺术生涯几近放弃,令人无限惋惜。

国画与西画的竞争与冲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界十分活跃,“全盘西方”、“整理国故”、融合中西等各种文化思潮激烈论争,有时甚至水火不容。在艺术领域,国画与西画之争也十分剧烈,除了理论层面的论争,现实生活中也时常“刺刀见红”。

李霞生读书期间,经历了一次国画与西画的冲突,这次冲突最终导致京华美专分裂。血气方刚的李霞生和张丕振是这次事件的主要参与者。

这次分裂的起因是一件小事。京华美专设有国画系和西画系,这两系的师生如同当时社会上的中医西医一般,思想对立,相互看不顺眼。一天,国画系墙上贴了个骂中国画的字条,内容不堪卒读。国画系的学生群情激愤,认为是西画系学生所为,李霞生和张丕振等人在学生中有威望,出面带领同学要求学校严查。校长王月芝是画西画的,他认为这绝对不是西画系的人写的,同意严查,表示查出后一定将其开除。

经过一番查对,证实那字条确实是西画系一个学生所写,并且那学生还是王月芝的亲戚。国画系师生要求学校遵守承诺,把那个学生立即开除。此时西画系师生也给王校长施压,反对开除那位学生,王校长也有一份私心,于是自食其言,不再提开除的事。

学校的态度,激怒了国画系学生,他们将校长的办公室围得水泄不通,不让他出门。可是无论学生怎样喊叫,校长默不做声,甚至有学生向他脸上吐唾沫,他也忍了,无论如何就是不说开除的话。

国画系师生对校长没了办法,又不甘心咽下这口气,于是决定脱离京华美专,把国画系拉出去另立门户,成立了北平美术学院。该校校址在北平内城西南隅袁家花园太平湖畔,院长为沈尹默。

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个事件的结果有点匪夷所思,却也是当时中西文化冲突的缩影,或许这种现实的冲突与理论的争鸣一样,对于激发艺术活力不无好处。在当时社会形态下,这次冲突并没有带来破坏性的影响,新学校很快顺利开张,师生们更加亲密,画画也更有劲头。

对于李霞生来说,这次冲突也成了他习画的动力。在先后追随邱石冥、齐白石,刻苦学习数年后,他逐渐身手不凡。后来见过李霞生画画的人,都赞叹不已,他运笔如飞,不一会儿,宣纸上就烟霞杂下,疏密聚散,浓淡相宜,气韵生动,令人叫绝。看着风雅无比,却蕴着下苦功夫才能造就的深厚功力。用他自己的话说,大写意看着简练,其实“很不好画,说通俗点就是卖笔,就这几笔,搁不对就完了。东西越少越不好画,墨色不对不行,没有气势不行,‘病了’不好救治,掌握不住笔不敢妄动,一笔错了就画不成。有功力,还需有眼力,往哪画,往哪‘过’最好,要准确,要有把握。运笔慢了等于自杀,不流畅不行。”

1933年,李霞生与张丕振从北平美术学院毕业,为谋生计,决定自己办个美术学校。当时办学不需要资质,却需要一大笔钱,为了筹集资金,他们成立了一个京华美专毕业同学会,同学会中有个张牧野,是著名小说家张恨水的弟弟。经过一番接洽,张恨水同意出资办学,于是一所名为“北华美专”的学校很快应运而生。

与张恨水共办北华美专?

上世纪三十年代,张恨水是中国如日中天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在各大报刊连载,有无数粉丝,《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至今仍有大量读者。虽为小说家,但张恨水却极喜欢画画,他从小就迷恋此事,后来不但欣赏画,收藏画,自己的画作也很具水准。他曾与朋友闲谈,有人说他散文比小说好,也有人说他诗比散文还好,张恨水笑了:“都不好,我的画好。”据说他的画确实不错,山水、花卉都能画,洒脱中蕴涵着秀逸,是典型的文人画。

张恨水出资兴办了北华美专,并出任校长,这是画界公认的。但遗憾的是,关于北华美专,我们查找到的资料却相互矛盾,让人莫衷一是。

1990年,李霞生在《河南文史资料》第36辑撰文称:“(1934年)我们同张恨水接洽之后,他很同意办学,并愿在经济上完全负责。在张恨水鼎力支持之下,我们又同齐白石、李苦禅等老师商谈了将来的课程问题,便成立了北华美术专门学校,贴出广告招生,地址在东城东四牌楼大街十二条,张恨水任校长,张牧野是教务主任,张丕振是中国画系主任,我是中国画教师。”

而张恨水子侄撰写的文章,却说这所学校兴办于1931年,如《我的父亲张恨水》一书说,“1931年,父亲在四叔和一些朋友的鼓动下,以自己的稿费出资,创办了‘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又因他的声望,被推举为校长。”

李霞生是亲历者,张恨水的子侄也应掌握大量的资料,但两种说法相差甚大,时间所限,我们难以寻找更多史料,张恨水自己的回忆录中,对办学经过写得简单,并且没写具体日期。此事只好悬疑。

不过,张丕振和李霞生毕业后曾在北华美专任教,却是确凿的事实。李霞生任教时间不足一年,因祖母病逝,他回家奔丧,被亲友劝说,留在本地任教,遗憾地远离了文化中心。张丕振则曾长期在该校任教,并与张恨水结下深厚的友谊。1937年,张丕振的《西河村人书画集》出版,张恨水曾为之作序云:

“自北华美专开办以来,愚除南北奔驰外,留平(即北平)则朝夕与张君相聚。于君作画时,辄负首屏息,侧立凝视,但见其伸纸于案,略加衬度,旋即运笔如飞,不稍停顿。初觉其丹青杂下,满纸烟雾;乃略事勾点,山水人物花卉,跃然纸上,非其平日功夫独到,养气深邃,曷可至此?”

张丕振的这个画集,品位很高,在当时曾产生较大影响。该书的书名为齐白石题写,显示了他对这位弟子的器重。在书中的一幅“荷花图”上,有齐白石的题跋:“大叶粗枝,张生过我,恐有誉汝者亦誉我,有骂汝者必连及老翁也。丕振弟画,白石山翁题。”

后来,张丕振还与画家王森然创办华北大学艺术教育科,名声很大,“教授初学,一经指点,罔不洞悉本源,从之者弥众”。

这个时候,张丕振虽然还不到30岁,却已极受推重,如王森然所说:“丕振兄于绘事以外,又精求书法,兼工印刻,由此日进不已,其深造当何如耶?余无以测其所至矣!”

遗憾的是,这位希望之星的艺术生涯,却在1937年戛然而止。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张丕振返回故乡,不幸被日本人抓走,后来失去音讯。采访中,新乡文史工作者冯广滨、潘长顺都说他后来“下落不明”。

在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却有一次令人吃惊的巧遇。当时我去街头复印,复印店老板看我拿着李霞生的资料,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追问之下,他说他的姥爷是张丕振,当年与李霞生齐名。再询问张丕振的下落,他说张丕振被日本人抓走后,被国民党军队救了,那支部队的将领很欣赏张丕振,一直将他带在军中。解放战争时,那支部队在山东被歼灭,张丕振大约死在军中。

抗战爆发后,李霞生从任教的沁阳某中学辗转回到家乡,多年收藏的名家字画却丢失大半。后来他参加了堂兄李毅之组织的平汉抗日游击支队,他的家成为游击队的联络点。因为被汉奸怀疑,他先后被伪新乡县政府和日本宪兵队抓进监狱,但他命大,都侥幸脱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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