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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东坡试履图》1921年作 108×38厘米 设色纸本
民国30余年中，全国各地及海外留学生组织的各级各类美术社团就多达300余个，这在几千年的中国美术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为数众多的美术社团的存在及其活动，对民国画坛格局产生了近乎决定性的影响。
美术社团的大量涌现，是民国美术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许志浩《中国美术社团漫录》等相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民国30余年中，全国各地及海外留学生组织的各级各类美术社团就多达300余个，这在几千年的中国美术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为数众多的美术社团的存在及其活动，对民国画坛格局产生了近乎决定性的影响。
民国初期的画坛，上承清代“以地别为派”的余绪，以大城市为中心，形成了地域性的绘画群体。就全国而言，民初有三大绘画重镇，即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地域性绘画集群与绘画流派的形成，与绘画社团的大规模涌现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绘画集群、流派是以社团组织为纽带和中心而聚合在一起的。比如说到京派绘画集群，人们马上会想到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画会这样的绘画社团组织。海上画派，则成员众多，名家辈出，曾先后出现了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豫园书画善会、宛米山房书画会、清漪馆书画会、东方画会、天马会、晨光美术会、艺观学会、蜜蜂画社、中国画会等上百个画会组织。而地处南方的广州，最早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礼，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高氏兄弟(图1)与陈树人等人的努力，为广州在近代画坛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以“清游会”“春睡画院”及“国画研究会”为大本营，分别形成民国岭南画坛上新旧两派艺术力量，他们彼此间的矛盾与斗争，共同推进了岭南绘画艺术的发展。可以说，正是这些林林总总的美术社团，共同构筑了民国美术发展的总体格局。
民国美术社团大量涌现的原因
民国时期美术社团大量涌现，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政治因素的影响
从政治层面看，帝制的覆灭，民国的诞生，为美术社团的产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剧烈的政治变革让文人学者及书画家们无所适从，持续的社会动荡和无休止的战乱又使他们感到迷惘和失望。因此，大批从满清政治舞台上退下来的前朝官僚和仕途受挫的文人，纷纷转而成为专业的或“票友式”的书画家，以书画自娱或谋生。而面对国家民族的危亡，个人政治前途的迷茫与失意，民国时期的书画家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求政治和艺术上志同道合的知音，更渴望在自己的组织内讨生活，书画家们结社组会的愿望也就更加强烈。
此外，近代兵燹战乱之中，大量珍贵书画文物遭受破坏纷纷流失，这也是促使画家结社的重要原因之一。自鸦片战争之后，社会动荡，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历代的法书名画进行疯狂的巧取豪夺，而政府内外交困，往往无力顾及于此，严峻的危机中，广大的爱国美术家空前地团结起来，他们希望借助社团和群体的力量，在动荡时局下，最大限度地保护古书画文物，并借以弘扬民族艺术，振奋民族精神。如上世纪20年代初，吴法鼎等人在北京创办“古艺术保存会”，其主旨就在于“藉以研究和宣传中国古代艺术的价值，呼吁当局和广大民众珍视文物，保护文物”。1924年由黄宾虹、王震(字一亭)(图2)等人发起成立的“上海中国书画保存会”，更是以保存书画为己任。该会成立之初就针对“日人对我中华国粹，几购买一空，流于东海，不可胜计”之严峻形势，呼吁和号召国人“无论何国人士，以重价购我国粹，一概勿卖，籍资保存”。
当然，政治因素对美术社团的产生、发展最直接最重大的影响，莫过于那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抗战爆发后，原先美术社团比较集中的北京、上海、杭州、苏州、南京等地相继沦陷，许多社团活动被迫停顿或在无形中解散，包括书画家在内的大批文化工作者纷纷西迁，疏散到西南、西北等地。为支持和宣传抗战，重庆、延安等地兴起了数量众多的木刻和漫画团体，这些美术团体，既推动了美术创作的繁荣，又为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卓绝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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