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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因素的影响
民国美术社团的大规模涌现并呈较为集中的地域分布，经济因素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近代绝大多数美术社团集中分布在沪、苏、浙、粤等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的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广州等大中城市都是商贾云集的富庶繁华之地，其中上海一地美术社团的数量占据近代美术社团总量的三分之一还要多。而抗战爆发前，西南、西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则绝少有绘画社团的组织与活动。
上海自开埠以后，很快发展成为一座大型的商业都市，新兴的商业资本家和官僚买办热衷于书画及古玩的收藏，于是，一个潜力巨大的书画艺术市场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书画家前来寻求发展的机会。希望在上海淘金的书画人士众多，但对一般的书画家来说，想要在名流云集的十里洋场扬名立足，又谈何容易?在这样的情势下，书画家们就有了组织起来、共生共存的愿望和要求。而日益繁荣活跃的书画市场，客观上也需要有类似商业行会的社团组织以保障书画家的切身利益。由是，美术社团恰好充当了书画家和书画市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通过加入社团组织，会员间的交流与切磋，既有助于提升他们的艺术水平，提高知名度，扩大社会影响，又可以从多个渠道获取市场信息，从而达到推销自己的目的。而数量众多的美术社团的成立，又反过来繁荣和活跃了书画艺术市场。
(三)文化因素的影响
美术社团的大量涌现，是近代中西文化全面冲撞融合的产物。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复杂性，也决定了文化因素对美术社团发生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传统文化及国粹沉沦之刺激，是民国美术社团大量涌现的文化诱因。20世纪之后，封建帝制土崩瓦解，国势颓败，国粹沉沦，一向被人们视为国粹的传统美术却在西方文化和西方艺术的冲击下节节败退，这深深地刺痛着书画家们的民族自尊心，同时也激发了他们重振书画艺术，以文化救国的决心和勇气。使他们认识到，团结起来，奋起直追才是唯一出路。如1920年成立于北京的中国画学研究会，是北方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著的绘画社团，关于其成立初衷，《中华民国三十六年美术年鉴》说：“绘画为东方文化之一，我国具有悠久昌明之历史，自清季斯道中衰，民初日趋荒落，国际博览，有所征求，辄无以应。周肇祥、金绍城因与同志贺良朴、陈衡恪(图3)、萧愻、陈汉第、徐宗浩、陶瑢等，共谋挽救与发展，乃有中国画学研究会之发轫。”1923年9月，“南北艺术界诸君，感于无大规模之集合，不能有伟大之建设”，因而组织全国性的艺术协会，其《成立宣言》称：我们在四千年前便气韵生动的雕刻和绘画，然而现在，欧西艺术经过中世纪一场悠久的迷梦之后，他们的觉醒比我们先了四五世纪。中西古今对比之下，就有了强烈的心理落差，也自然意识到“这是我们应该觉醒的时候了”。1930年由郑午昌、谢公展、贺天健等人发起组织“中国画会”。关于该会的成立，《民国十九年中国画会缘起》一文中说：“在今日世界文化比较之情势下，无处不予我人以惭怍与愤奋之感觉。尤以我画界零落之衰象，而使我人益觉来日责任之重大，不能迁延苟且以相推委……日本为我国文化之犹子，虽格于其天性系统之差别，犹未能深肖，而其在国际文化上之宣传，每每以东方艺术主人翁自居，此最足使我人难避不自振作之诮者也。”
其次，近代学校美术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为绘画社团的大量涌现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证。1906年，李瑞清在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创办高等师范院校第一个美术系科——图画手工科，开设中西绘画课程，揭开了近现代高等美术教育的序幕。自此以后，师范院校的美术教育以及各级各类专门的美术学校相继开办。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30余年间，全国各地有各级各类私立专门美术学校及美术补习班近50所。国立的专门美术学校“北京美术学校”和“国立艺术院”也相继创办。学校美术教育的快速发展，培养了大批专业美术人才，为美术社团的勃兴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综观民国美术学校与美术社团的发展，二者虽不完全同步，但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美术社团发展的鼎盛期，差不多也是学校美术教育发展的高峰期，美术社团集中的区域，同时也是美术学校集中的地区，这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
再次，报刊杂志等近代传媒的发展为绘画社团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舆论影响和传播途径。美术社团最新的组织动向、最近的活动情况、社员最新的创作和研究成果，都可通过报刊杂志等近代传媒及时地播向社会，从而大大加强了美术界与社会各界的交流互动，迅速地树立自己的艺术形象，最大限度地扩大社团在美术界以及整个社会上的知名度。可以说，如果没有报刊杂志及近代传媒的繁荣与发展，民国时期相当数量的美术社团恐怕早就为历史所湮没，也就不会有近代美术史和文化史上如此精彩的社团现象的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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