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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父亲转向国画创作，与早在1930年代就和徐悲鸿、张大千等先生的交往也是分不开的。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和南京父亲与张大千先生就经常来往。1945年，他们相约同游西康打箭炉，父亲在成都张先生的府上住了几个月，仔细观察张先生作画时的用笔和赋彩方法。父亲为了答谢主人的盛情招待，画了六幅“大千漫像”回赠。大千先生把我父亲的赠画题名“旅游神通”，由名家题签作注复印后分赠好友。
另外，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候，因为工作关系，父亲也经常到齐白石先生的府上，看他作画。
如果说张大千先生和白石老人影响了父亲的国画艺术，那么徐悲鸿先生则是最早地肯定了父亲的国画艺术。1944年父亲在重庆举行旅印画展时，徐先生看后很是激赏，并约他以后到北平艺专教授人物画。1947年，父亲访美回来，应徐先生之约来到了艺专，从此与艺专终身结缘。
实际上，虽然父亲个性强些，但与包括画界在内的很多领域的人士都有交往。人们都知道傅抱石先生善饮，我父亲则很少喝酒。傅先生每到北京来必到大佛寺与父亲阔论。
父亲在解放初致张仃先生的信中说：“我想多学学传统，试以宋画的方法，画画现代人物。”他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画了一些作品，如1953年的《夏天》、1956年的《头等羊毛》等作品。确有宋画周密不苟的特征。这些作品大多在假生宣上创作，工整有了，墨韵却不足。为此，父亲在1956年的时候，画了一部分山水写生和花鸟小品，通过练笔来促进他的人物画技法。父亲一直主张广采博收，反对走“独木桥”。到了1959年的时候，他的人物画已经由工笔转为意笔了。
1976年秋，父亲回到浙江桐庐富春江边。当时，他大病初愈，心情不好，一生从事的人物画是一个危险领域。然而，他在家乡却受到了乡亲的厚爱……这一切激起了他对家乡父老，对家乡山水的无限情意。父亲花费了4年多的心血，几度往返于北京桐庐之间，不顾舟车之劳，不顾不熟悉山水画的困难，深入富春山写生，三易其稿，创作了32米长的山水长卷《富春山居新图》。现在这幅作品悬挂在浙江桐君山江天极目阁里。
父亲自己也说：“富春山哺育了我，要把它画出来，抒发我对祖国大地的感情。”
从1975年父亲获得自由，恢复健康后，便开始了他每年必行的故乡行。父亲长年在外讲的是普通话，但一到家乡，不两天桐庐话就脱口而出。他常常与过路的村民、江边的渔民、上学的学生聊天，为自己对答如流的家乡话说得好很是得意。我记得从1992年起，父亲每次回到家乡后总要感慨地对我说：“明明，我不回北京了。我就在这里安度晚年了，这里是我的安身之地。”1994年因心脏病多次发作住院，未能成行。1995年，父亲为了回家乡，每天坚持行步锻炼。有一次，父亲兴奋地说：“明明，我能走一千步了，能去桐庐了吧？”他无时无刻不在念着故乡。
晚年，他把自己收藏的包括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黄宾虹、傅抱石等人的历代佳作和自己创作的100多幅精品及历年藏书全部捐赠给了家乡。朱嘉树先生的《富春佳话》有过这样的记载：叶先生说了自己的捐赠动机。第一，艺术属于社会和人民。第二，报答家乡的哺育之情。第三，对时下的不良现象作一下回应。
（本文根据叶明明采访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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