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届上海双年展策展人邱志杰
距离“更新”的工地不远的双年展策展办，艺术家邱志杰却在一根接一根抽着烟，他被认为是能够在这个双年展“更新”时代最合适的人选，在他以往的艺术作品中，他能巧妙地用传统的文化手法批判性地展现当代性的问题。
但与上海双年展总策展人邱志杰对话的一个半小时内，关于“绑架”他提到了12次，关于“脑残”提到了8次；不过关于“钱”，他却提到了38次。尽管“被钱绑架的脑残”不能作为本届上海双年展的主要基调，但多少从侧面展现了上海双年展面对“更新”时的困难处境。
已经举办了8届的上海双年展，是这个城市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它曾带给人一种希望：在旧有的文化制度中，它象征着引入和接洽新文化的开放，它从边缘地带经过多年的迂回，逐渐被国际承认，而随时代迈入主流。
开幕前夕，上海双年展总策展人邱志杰接受《21世纪》的专访，对于即将诞生于自己手中的孩子，邱志杰“爱之深，恨之切”。
《21世纪》：你作为一个艺术家，如何去驾驭一个这么大规模的艺术展？去控制它的风险，比如可能会有更多批判，失去原本的声誉？
邱志杰：上海双年展有什么声誉？我认为它的名声已经臭到极点，基本上现在做任何事情都是在拯救它的声誉，即使失控也是在拯救它，因为它的不好的声誉恰恰在控制太严，太自大，太自以为是。2004年是上海双年展声誉的顶峰，此后开始走下坡路。我们的整个体制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开始很多国际上的人抱着一种冒险的心态，所以赔本也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人们要求中国像个正常国家那样去付钱，给人尊重。本来你很落后，人们是抱着猎奇的心态来看，等到人们逐渐把你当成一个正常国家了，人家说，你已经办过六七届双年展了，你怎么还这样，人们对你的要求会不一样。
《21世纪》：相比较国际上比较成功的艺术双年展，上海双年展在理念上的落后主要是什么？
邱志杰：因为中国人从来不认为知识、经验是值钱的。到去年为止我们的联合策展人的工资是一万欧元，这在国际上是一个笑话，你知道光州的国际策展人拿多少钱，他们拿50万欧元。那你让我怎么去请国际策展人来，你要给人家符合一个国际最低行情的报酬。中国现在在世界上当最大的财主，所有艺术家都疯狂的要材料费，各种各样的钱。其实一开始我就知道结果会这样，但是我没料到会没面子到这种程度，我以为起码到最好能请到50个国际艺术家吧，但怎么也想不到，只有7个，你生气都已经生不出来了，就好像甲午海战，前方在激战，后方送来的炮弹全是沙子。
《21世纪》：如果相比往年，这届上海双年展的投入如何？
邱志杰：成都双年展号称3600万预算，其实政府投了1200万，再找来两个国企投了1200万各一家。相比成都，上海的预算少很多，政府预算是1800万，因为这是跨年的展，还要拨出200万给明年用来撤展，实际是1600万。瑞士的私人银行赞助还有一年300万。过去的上海双年展政府给400万，今年给1800万，是原来的4.5倍，这是破天荒的。但过去的上海美术馆(微博)是4500平米，每平米的造价是2000，最高空间是7.5米。而现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15000平米，它给1600万，每平米造价是1050，高度是24米，如果把空间算起来，就只有过去预算的五分之一。整个招标过程，只有国企才能拿到政府采购，我们就只能由国企来运输，国企流氓啊，它拿到标之后就说，这个得用空运，那个得用空运，用200万的标报出来的预算，运输费用是700万。从杭州运三张画来要五万块钱，这真是个笑话。
《21世纪》：现在场馆都还没有完工，这对你的布展工作是否是个挑战？
邱志杰：场馆设计师也非常脑残，完全脑残，我公开的说，有些展厅我想得很完美，给了一个很有名的老外艺术家，结果到完工以后到实地考察的时候发现，墙中间多了一个消防栓，然后我再发邮件过去和人家解释，结果人家就直接不参加了。世界上没有一个美术馆会用这种铁皮的墙。种种不靠谱，比如我们安装一个巨大的装置进去，我们根本进不去，难得美术馆就不能用卷帘门？因为早晚都会遇到某些大的装置进来。本来场地应该9月1号就交给我，现在场馆还未完工，空间都已经在三维软件里面展示过无数次了。现在没办法，就像是在飞夺泸定桥。
“双年展能推动文化的开放”
《21世纪》：你屡次提到了被体制、钱绑架的问题，参展艺术家的作品会不会被体制绑架？会不会给你带来困扰？
邱志杰：不会，其实我觉得级别高的领导都比较好交流，都很有文化，或者是他怕自己显得没文化，或者就真挺有文化。比如我们那个大烟囱上面，这个老外要在烟囱做霓虹灯的字，他那句是“任何知识如果不引向新的问题很快就会消亡”，因为它无法保持生命所需要的温度，然后我就给翻译成“学而非疑，其命不济”。某领导来，我和他讲这件事，他就说你干嘛这么译，这不就是学而不思则罔吗？我觉得这是正确的，后来我就译成了学而不思则罔，生以恒温不待。其实我觉得跟领导直接的沟通没有问题，跟那些怕领导的人沟通就会有很多问题。
《21世纪》：上海双年展举办主体的变化，以前是上海美术馆，现在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这对上海双年展有没有影响？
邱志杰：有，这也是一个机会。今后美术馆本身也要有基金会来运作，我也提出了“三个会”，理事会来管理，基金会来运作，学术委员会来把握学术方向，这在中国的官方美术馆是从来没有提出过的。如果能够成立基金会，那么策展人就不会这么苦了。我去悉尼双年展，跟他们那里的CEO谈话，我觉得他们的策展人好幸福，就管花钱。
《21世纪》：从本届参展作品和艺术家来看，有什么跟以往不同的地方？
邱志杰：艺术家的国家化比例比以往更高。国内艺术家参加双年展的热情有所下降，我觉得这是进步，他们很忙，双年展不是唯一重要的登场平台，他们甚至重视他在画廊里面的一个小个展。国际艺术家来上海展出的热情还跟2000年的时候一样旺盛，尽管中国想象在变，由一个后共产乐园转变为一个遍地黄金的暴发户想象，但是吸引力是一样的，所以国际艺术家还是一样渴望来上海展出，那我是觉得它的国际化程度越高越对上海本地艺术家有意义有价值，所以我觉得适当降低中国艺术家比例是好的。
《21世纪》：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你对上海双年展的期待，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野心想把上海双年展做出东方的威尼斯双年展？
邱志杰：老外看到我用的最多的词基本就是野心，我倒也不能说自己没有，但不是在那种竞争的一比高下的意义上，我们有什么本钱去这么做，这是不可能的，其实这个过程是迫使中国自身走向开放走向文明的一个过程，就是艺术家来双年展或者双年展和双年展之间不是一个比赛，而是看我们能够展示多少问题让人家觉得有意思再来上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