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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国说：“有时候，静静地讲诉，足够了。”图为《矿工》（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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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后， 没勇气去上最后一班
经历了1977年失败的高考后，杨建国知道了美术原来需要素描。他在家里悄悄地练。但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下班后又是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
他闪出了一个残酷的念头：砸断自己的手臂，争取几个月的工伤假。但在井下抡起了铁锤时，他最后砸在了手指上，换来了几天工休。直到今天，他始终不愿意评估那几天对他的一生的意义。
他顺利通过了习作初选阶段，拿到了准考证。考试的时候，他看了看别的考生的作品，感觉自己可能有戏了，但他也没敢多想。几个月后，他接到了体检通知，紧跟着，就是他最担心的“政审”。
他万万没有想到，采煤队里的团支书，一个和自己关系不错的人，写的鉴定意见不但没有优点，甚至全是无故旷工，不热爱劳动、思想落后等词语，这几乎是判了自己“死刑”。
后来，到矿里签意见时，矿里的一个负责政审的老右派看了团支书写的鉴定意见后，感到问题严重，要杨建国自己写。杨建国写完后，老右派说，不行。最后，他亲自写了一封充满赞赏的推荐意见，盖上章，交给杨建国，让他寄出去。
杨建国清楚地记得，到9月中，别的同学都已经入学了，他还没有接到入学通知书。在他已经彻底不抱希望的时候，通知书来了。后来他才知道，他是四川美院当年在乐山地区录取的唯一一人。
那时，他已经在煤矿生活了23年，并作为乐山地区采煤突击队队员、在井下挖煤5年。那天，他想去上完最后一班，但所有的亲人都死命地拦阻，被生活折磨了几十年的母亲甚至都要给他跪下了。
矿区里很多故事，比如某某在结婚前，最后一班被砸死了，某某退休前最后一班，出了事故……对这种矿山“最后一班事故”魔咒的深深恐惧，让他终于没有勇气去上最后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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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门绘画，埋葬旧岁月的忧伤
直到进了大学，杨建国心里依然没有安全感。他说，一直到大三，他还在担心随时会被退回矿上去挖煤。
他念念不忘那个老右派，他要去看望老人，老人却去世了。他懊悔不已：“只有经历过绝境的人，才知道这种帮助的珍贵！”
杨建国的第一批关于矿山的作品是在大二的假期，首次接触油画的时候，他心里就想要用油画将整个井下生态呈现出来。他一直想画两幅画，一是矿工，记录下那个时代的记忆；一是外公，记录下童年的苦难。
1985年，他打好了两幅画的底稿，并在8年前开始全力创作，甚至辞去西华大学艺术学院的领导职务，闭门苦画。从落魄矿工子弟到天之骄子，从工厂设计人员到大学老师，从艺术学院领导到辞官归家，都只是为了了却内心的那个结。
杨建国说：“当年的采煤方法，现在已经不用了。但我总是忘不了。我希望，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的这幅作品是矿业史的一个缩影。”在技法上，他自己摸索出一套刀塑渲染法，否则不足以表达这种感觉。
除了创作《矿工》，杨建国创作的另一幅画，是描述曾经的大乡绅、乡村老师，后来饱受磨难的外公的葬礼。他给这幅作品起名叫《冬末，夏老先生出殡图》(长48米，高1.7米)。老外公，是母亲和整个家庭后来遭受磨难的源头。
《出殡图》中描绘了约310个人物，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杨建国希望用外公的葬礼，埋葬整个旧岁月的忧伤。
“见多了那些无病呻吟般的故作高深，面对那些动辄百万、千万元天价拍卖的垃圾作品，面对于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画，所有试图解读的语言基本都显得异常幼稚而可笑。”一个自称是现实主义画家的人这样调侃道。
在《出殡图》中，杨建国用唯美的笔触，记录下自己苦难的童年。淡淡的忧伤中，我看见的只有娓娓的讲述，而非撕心裂肺的呼喊。“我更愿意用美丽呈现苦难、承载希望。”他说。
“是的，有时候，静静地讲诉，足够了。”他说：“如果能有一种东西，让我们用命去追逐，那就是我们的幸运！”
多年闭门创作，是为了埋葬旧岁月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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