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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国画作《冬末，夏老先生出殡图》（局部）
图文/龙灿
看到《矿工》的第一眼，一种无法言说的沉重扑面而来。对于一个采访过无数矿难、曾经的职业记者来说，与其说这是一幅油画巨制，还不如说是百年来矿业史诗，还不无血痕。
这幅油画的形式，也足够让人心悸：18块板，每块长3.6米，高2.1米。总长64.8米。但相比于内容本身，这样的形式毫无讨论的价值。在这个形式的背后，是杨建国从1985年开始起稿，酝酿20年，闭门创作4年，心尖滴血的呈现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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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挣不脱的“家庭成分”
对于画家杨建国来说，矿井是他挥之不去的青春记忆。1978年，作为“地富反”子女的他，从千军万马中杀出，并侥幸穿越了政审“雷区”，成为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
“这一切，早在心里，我只是用一个时段，将它如实的记录下来，告别心里的魔”，他指着他画的《矿工》说。
杨建国出生于1954年。父亲早年在胡宗南的部队当兵吃粮，官居连长。胡宗南部入川后，很快溃散，他在乐山加入了解放军，后当了逃兵，到了犍为县的嘉阳煤矿，认识了出身地富家庭的母亲。在短暂的幸福之后，整个家庭便成为矿区严厉管制的对象。
当时的嘉阳煤矿，深藏于山沟里。矿区的家庭，男人下井，是矿上的职工，女人作为家属，照顾一家老小。杨建国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家庭比别人家庭要低一等。
童年的他很淘气，但他发现，只要他一淘气，父母就会被抓去批斗。他只好小心翼翼地避免柔弱的母亲遭受折磨。他记忆中，只有父亲永远的辛劳、母亲永远的无助和无穷无尽的饥饿。
上世纪60年代初，有文件要清理闲置的城镇多余人员，出身不好的母亲被勒令带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回农村。那时候，杨建国10岁，两个妹妹一个8岁，一个6岁，弟弟才几个月。
他看见母亲拜托邻居帮忙照看留在矿区的两个孩子。但那时候，谁能管得了谁呢？半年后，母亲被允许带着孩子回到矿区了。杨建国再见到母亲时，母亲已经瘦得只剩下了骨头。
1972年冬，初中毕业的杨建国下乡插队，他试图用劳动换取一丝的尊严。干农活，画黑板报，画宣传画。挑谷子时，别人两个人抬一箩筐，他一个人要挑4筐，300斤。以致一天腰部严重受伤。但他觉得那仍是比较幸福的时光。
插队一年后，父亲退休，杨建国得到了一个别人羡慕的机会：回矿山当工人。从矿山出来的人，才知道矿山的艰难。他一百个不情愿，一直拖着，最后看到父母和3个弟妹都需要抚养，才回了矿上，成了乐山市著名的明星采煤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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