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建国与他的画作《矿工》（局部）
2
在井下，大孝子陈小文的悲剧
在井下的日子，他见过无数次事故，见过工友的受伤、死亡，自己也差点被掉顶砸死。至今，杨建国还记得朋友陈小文的悲剧。
陈小文父亲死在井下，他和常年生病的母亲相依为命，是矿区有名的大孝子。作为“老三届”，陈小文比杨建国早几年到煤矿。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个大孝子，死不了”。
1976年，在一股极左的思想笼罩下，领导不顾矿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煤炭的开采量要翻一番”的口号。于是，矿工一天一个班的工作量，改成了两天三个班。“一个班上完了，躺下睡两三个小时，又要下井干十几个小时。”
遇到重大节庆及领导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还要增加工作量来献礼。那时，下井的矿工都是4点起床吃饭开晨会，5点换衣服准备下井干活。在宿舍到矿区的一个小时路程，这样高强度的劳动，很多人身体吃不消，都是边走边睡。
井下的通风差，特别是冬天，人呼出的热气和井下浑浊的空气混合在一起，更让人昏昏欲睡。以前大家下井都有说有笑的，那些天大家都累得不想说话了。
那天，陈小文在里面采煤，刚挖半小时，就听见“轰”的一声，接着又听见有人惨叫。“不好了，听声音，好像陈小文糟了。”外面的人冲了进去，只见石头压在陈小文身上。
“正好压在腰的位置，看样子脊柱压断了。大家将他抬到救护车上。也许是意识到自己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陈小文被抬上车之前一直和大家说：‘再见了，再见了，从此再也不挖煤了！’”
陈小文的妻子已怀孕两个多月，听说丈夫在井下出事，惊吓过度动了胎气，孩子生下来仅存活了几个小时。正好有人在山脚下捡了个刚出生的弃婴，就抱给陈小文的妻子。这个秘密直到他死都不得知晓。
两年后，听说上海医学院有一种新技术对治疗半身瘫痪很有作用，但还处在试验期，只有50%的成功率。陈小文自告奋勇报名做这个实验。“大不了就死嘛，反正也没几年活头了。”结果，陈小文死在手术台上了。
死在井下的还有邸茂林。邸茂林是一个孤儿，从小和舅舅一起生活。他特别多愁善感，下井第一天，被一颗小石头打在头上，就让他惊吓不已，“从井下跑出来就开始在日记本上写‘劫后余生’。”后来，他果然死于井下，时仅26岁，留下了有孕在身的妻子。
3
记忆中，让人无法释怀的朋友
杨建国有个小学、初中的同学叫陈元营，很崇拜拖着铁镣，高唱着国歌走上刑场慷慨赴死的英雄。他喜欢找人谈心，谈理想，谈人生，一再表示自己要做悬崖上的青松，接受最严酷的考验。
在杨建国回到矿区的一个早上，外面吵吵嚷嚷，“救命声、惊吓声、哭声，各种声音掺和在一起。”杨建国爬起床推开门，只见住在对门的谢医生、朱医生面色惨白地从屋里跑出来，后面陈元营挥舞着菜刀，高喊着：“砍死你，让你跑。”
杨建国听母亲说，他下乡的时候，陈元营的神志就开始变得不清醒了，“时好时坏，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甚至连自己的父母都要砍。犯起病来，力气之大，几头牛都拉不住。”
还有一个叫陈援朝的朋友的突然离去，让杨建国至今难以释怀。陈援朝家里很穷，母亲去世得早，全靠父亲的工资养活他们几兄弟，因此家里异常困难，平时也穿得破破烂烂的。
陈援朝话不多，总是乐呵呵的，老是被一些人欺负或开玩笑，他从不计较。初中毕业后等待下乡的某一天，陈援朝在家里做饭，削茄子的时候，削着削着，他突然用菜刀划了自己的脖子，顿时血液喷涌而出……
那时，几万人的矿区有“两多”：工伤残疾人多，疯子多。1958年、1959年的时候，矿山的收入甚至不如农村，很多人就辞职回去务农了。结果，回去后赶上三年经济困难期，这些回去的工人，又想回到矿区继续干矿工。
那些家里稍微跟矿区领导有点关系的，就会被安排留在矿里干点打石头之类的零活；没有关系的，就是打石头的活也别想捞着，“许多人为此想不开，一时急火攻心就疯了。”还有许多人就留在矿区，过着乞讨的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