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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宫廷画院，是指在中国古代皇家宫廷内部所设置的，掌管宫廷绘画事务的官署，除了要为皇家绘制各种画作之外，还要承担皇家藏画的鉴定整理、保存以及培养绘画生徒的等等事务。宫廷画院的出现建立在两个前提条件之上：一方面，阶级统治的加强使得宫廷管理机构建制趋向完善，皇权统治开始在宗教、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施加影响，绘画领域也不例外；另方面，绘画艺术的积累发展，使其社会功能受到普遍的重视，成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以及生活享乐可资利用的有效工具。
宫廷画院的确立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夏商周时期，宫廷绘画出现，为之后宫廷画院的滥觞打下基础；汉代，统治者为宫廷画师设定专属职官，并在宫廷之内设立专门“画室”，管理绘画事务，为后世画院之滥觞；至唐代，唐玄宗即位之初便在宫廷之内设置翰林院，成为五代时期宫廷画院的雏形。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前画院时代”。
到五代时期的后蜀，孟昶于明德二年（935）创置“翰林图画院”，并于院中设待诏、祗侯等职，成为中国绘画史上有正式画院之始。宫廷画院发展到两宋时期，达到其历史发展的最高水平。宋代立国之后，便设置“翰林图画院”，罗致四散在各地的画家，到宋徽宗时期，更是在多方面完善了画院制度，设置画学，扩大了画院的规模，将宫廷画院推向其历史的最高峰。从五代到两宋，可以称之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画院时代”。
宋代之后，画院传统便逐渐衰落了。元代废弃宫廷画院，宫廷之内没有画院设置，只是将画家分散在集贤院、奎章阁学士院以及秘书监等机构。到明代，虽有画院之名，却无画院编制之实，相比宋代，在机构、制度、授职等方面上显得很不完善，明代供奉内廷的画家，大多活动在文华、武英、仁智三殿，此三殿可视为与宋代翰林书画院同等性质的机构。清代宫廷不设画院，但宫廷画家的活动却有专门的场所，从画作到如意馆，再到画院处，清代宫廷绘画机构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元、明、清三代，宫廷画院的发展远不及宋代那般辉煌，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惨淡经营，可以看作是“后画院时代”。至清朝灭亡，阶级统治结束，中国古代宫廷画院也就真正成为了逝去的历史。
二、前画院时代
王伯敏先生认为，宫廷画院的设置，肇始于五代，其实滥觞于汉、唐，汉代虽无画院，却有“画室”；唐代虽无画院之名，实有画官应奉禁宫，规模已备。宫廷画院的正式设立，离不开之前漫长历史的积累。夏商周、汉代以及唐代，三个时期宫廷绘画以及相关机构、职官设置的逐步发展，为宫廷画院的正式设立打下了基础，以下分而述之：
1.夏商周：宫廷绘画的出现
夏、商、周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宫廷绘画的出现打下了良好基础。由于阶级统治的出现，以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工等条件的成熟，使得宫廷绘画在遥远的夏、商、周时期便已悄然萌发，并且，在周代迅速形成稳定形态，成为统治阶级维护自己阶级统治的有效工具。
（1）宫廷绘画的萌芽
宫廷绘画，就是指宫廷内部以及为宫廷服务而进行的绘画创作。宫廷绘画是伴随皇家宫廷的出现而逐渐出现的，它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宫廷中的绘画机构、宫廷画家、宫廷画论、宫廷绘画教育、宫廷绘画创作以及由此体现出的艺术风格等。宫廷绘画的出现，首先取决于是否出现其文化、体制上的载体—宫廷，而宫廷的建造则源于阶级统治的出现。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集权制国家政权。夏代统治者已经开始“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为自己建造华丽的宫殿，推想当时已经出现用来装饰宫廷的壁画了，可惜至今无考古发掘的实物作为佐证。约在公元前16世纪，成汤起而灭夏，建立商朝。与夏朝相比，文献中关于商代绘画的记载开始增多，并且，这些记载大都与当时的统治者发生着联系。《尚书·商书·说命篇上》有这样一段记载：“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商代高宗武丁力图复兴国运，夜里梦见上天赐给他一位贤良，于是命令百工详细刻画了梦中人的形象，派人按照图像在全国各地寻找，最后在傅岩找到了。这次得绘画创作很明显是为阶级统治而服务，所绘之画像出于当时武丁身旁的“画工”之手，当可看作是宫廷绘画的初始形态。另外，《说苑·反质》引《墨子》语：“纣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宫墙文画，彫琢刻镂，锦绣被堂……”“宫墙文画”是最早的关于建筑壁画的文字记载，而此处的“宫墙文画”，就是指商代的宫廷壁画无疑。由此可见，夏、商时期，宫廷绘画已经开始萌芽了。
（2）宫廷绘画形态的确立
至周代，礼乐制度日趋完善，确立了宗法制、分封制和嫡长子继承制，并创设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包括职官、礼仪等诸多内容的典章制度。宫廷绘画形态在周代确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画缋”之工、“画史”以及“客”，分别以不同的身份组成了宫廷绘画创作的主体；另外，开始出现了与宫廷绘画相关的理论探讨。
关于“画缋”之工，《周礼·冬官·考工记》作如下解释：“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彩备谓之绣。土以黄，其象方，天时变，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龙，鸟兽蛇，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凡画缋之事，后素功。”
《考工记》所记载的“画”工，主要指在青铜器或墙壁上进行绘画或刻画的工匠。周代宫廷及皇家寺庙中都饰有大量的壁画，《孔子家语·观周》记载：“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这些进入历史记载的壁画，应该都是“画”工所完成的作品。“缋”工，则应该是专门在服饰、旗帜等丝帛织物上进行绘画创作的工匠。按《周礼》记载，当时天子、后妃、诸侯等贵族的衣服上均有绘画的图案。如天子祭天的“大裘”，画日、月、星、山、龙、华虫（即雉）六种图案，祭享先王的“衮冕”，画龙、山、华虫、火、宗彝（即宗庙祭享用的虎葬、蜼彝）五种图案；祭祀山川的“毳冕”，画宗彝、藻（即水草）、粉米（即碎米）三种图案。后妃从天子祭先王的“袆衣”则以五彩画翚雉之形等。所以，宫廷需要大量的“缋”工来为其服务。“画缋”之工都是归属“百工”之下的工匠，在身份上与后世宫廷之内的匠作画工很接近。
关于“画史”，《庄子·外篇》中记载：“宋元君将图画，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舓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观之，则解衣盘礴，裸。君曰，可矣，是真图画者也。”这则记载说明，当时宋国已经有了“画史”，“画史”随时会受统治者的召唤，地位比较低下。王伯敏先生认为，当时除了宋国之外，如齐、鲁、楚等诸侯国，都有“画史”。画史的身份不同于“画缋”之工，是春秋战国时期宫廷绘画创作的又一主体。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有两则关于绘画的记载，一则曰：“客有为周君画荚者，三年而成，君观之，与髹荚者同状，周君大怒。画荚者曰：‘筑十版之墙，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时加之其上而观。’周君为之，望见其状尽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周君大悦。”另一则是关于“客”为齐王画。两则记载中，都出现了为诸侯君主进行绘画创作的“客”。“客”，也就是“食客”，是战国时期，投奔到诸侯王公门下，为其所豢，并为其服务，借以实现个人价值的人。擅长绘事的门客，其性质类似于后世的专职宫廷画师，唯一的区别在于，后世宫廷画师有的被授予一定官职，但“客”却仅仅是被诸侯王公所收容。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还有一则关于绘画的记载：“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难。’‘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神，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齐王与“客”进行了有关绘画理论的探讨，涉及到绘画创作过程中写实与艺术想象的问题。韩非子借用“客”之口，说出写实性绘画是认真的、如实的反映客观世界，所以是不容易的，也可看作是宫廷绘画理论的先声，后世宫廷绘画所追求的大都是严谨写实的画风。
2.汉代
（1）西汉
西汉时期，开始设置与绘画相关的宫廷机构。汉武帝时，采用宰相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彰六艺，设太学，置博士，“创置秘阁，以聚图书”，开始招收画工隶属黄门署，以备诏作画，此即所谓的“黄门画者”，《汉书·霍光传》记载：“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颜师古注曰：“黄门画之署，职任亲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画工。”根据颜师古的说法，“黄门”之内不仅有画工，还应有其他百工之属，所以虽然是画工在宫廷内的容身之所，但还不是专门的宫廷绘画机构。
“黄门”据《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中记载隶属“少府”。少府是专门负责皇帝本人和王室生活的一个机构。西汉时期，少府之下设有很多职官，“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道官、乐府、若盧、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十（六）官令丞，又胞人、都水、均官三长丞，又上林中十池监，又中书谒者、黄门、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八）官令丞。诸仆射、署长、中黄门皆属焉。”少府之中，“若盧”是制作兵器的，“太官”主皇帝膳食，“道官”主饼饵，“胞人”主掌宰割者也，“黄门”与此类职官一样，是专门安置为皇帝服务画工的地方。另外，“中黄门”，班固引颜师古注曰：“中黄门，奄人居禁中在黄门之内给事者也。”黄门画工不但与诸色百工混杂在一起，甚至同与阉人同处黄门之内，可见地位不高。
西汉时期的宫廷画家，《西京杂记》中记载的较为全面，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
（2）东汉
东汉时期，宫廷之内画工规模扩大，分工更加细化。据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述古之秘画珍图》下“汉明帝画宫图”条记载：“汉明帝雅好图画，别立画宫，诏博洽之士班固、贾逵辈取诸经史事，命尚方画工图画，谓之画赞。”再有，同书卷一“叙画之兴废”中记载：“汉明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立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明帝所别立之“画宫”、“画室”在《后汉书·志第二十六·百官三》中记载了下来。
东汉时期，在宫廷机构“少府”之下，设有“黄门署长，画室署长，玉堂署长各一人。丙署长七人，皆四百石，黄绶。本注曰：宦者。各主中宫别处。”西汉时期只有黄门署，下有黄门画工，由是可知，东汉一方面延续了西汉旧制，仍设有黄门署，并且，在明帝时期，别立“画宫”，那就是“画室署”，并在其下设置“尚方画工”以应诏图画，长官为画室署长。所以，东汉宫廷绘画机构的规格制度较西汉时略高且更趋完备。王伯敏先生据此认为：“这种‘别开’的‘画室’，其实就是后来宫廷设置画院的滥觞”，足见其意义重大。
东汉宫廷画家的组成，已经开始出现两种不同的阶层。一种是黄门画工和尚方画工，即专职的宫廷画家；一种是文人画家，供职于朝廷，只偶尔会奉召作画，如蔡邕，此外还有张衡、赵岐和刘褒。
3.唐代
唐代宫廷并没有设置专门的绘画机构和画院制度，大部分宫廷画家都被集中安置在翰林院中，此外，宫中的文学三馆，弘文馆（亦称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中也有不少画家供职，尤其集贤院之下的集贤殿书院，自开元十三年设置，下设“画直”，基本是专职进行绘画创作的宫廷画师。此外，还专门设置了一些闲职来安置宫廷画家，有的甚至达到了较高的官位。
（1）翰林院
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记载：玄宗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在翰林院供职画家，技艺特别高的，另作别论，有的授内廷供奉，也有授“内教博士”的。翰林院的待诏画家会随时受到皇帝的召唤作画，是皇帝专有的宫廷画家。吴道子便是一例，吴道子入宫之初，宫外尚有很多人请其作画，于是，玄宗便“封禁”吴道子之手，据记载，当时吴道子“非有诏不得画”。在现有文献记载中，很少出现有关于翰林院待诏画家的记载，只有关于一些画家供奉内廷的记录，例如《历代名画记·卷第九》记载，“殷杉、殷季友、许琨、同州僧法明，以上四人，并开元中善写貌，常在内廷画人物，海内知名。”出现这种情况，大概与当时供奉内廷画家社会地位比较低有很大关系，吴道子如果不是画艺高超，跃出众人，恐怕也很难见诸记载。
（2）集贤殿书院
集贤殿书院，是唐朝时管理图书秘籍、负责校刊编纂等事务的机构，开元十三年（725）在原集贤殿、丽正修书院的基础上设立，为当时的文学三馆之一。《唐六典·卷九中书省·集贤殿书院》其下注释云:“（开元）十三年召学士张说等宴于集贤殿，于是改名集贤殿修书所为集贤殿书院，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以说为大学士，知院事……其后，更置修撰、校理官。又有待制官名，其来尚矣……”
集贤殿书院下设修撰、校理、待制、留院、编录、知书、孔目、校书、正字、知检讨、文学直、拓书、书直、画直、装书直、造笔直等职官。依据《唐六典》的相关记载，集贤殿书院职官依官品秩序依次为：大学士（一般为权院事者，由宰相充）、学士（散官五品以上，以有权院事之资历）、直学士（散官六品以下）、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孔目官、中使、知书官（以上大抵为有官品的文人学士）以及直院。直院，是包括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有官品的直官，“至十九年，以书直、画直、拓书有官者为直院”，直院及以下，主要为充职于其中的书法、绘画等专业人员，其名目有书直、书手、典书、拓书、画直等。据《唐六典·卷九中书省·集贤殿书院》记载:“画直八人，开元七年敕，缘修杂图、访取二人。八年，又加六人。十九年，院奏定为直院。”然而据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来看，担任过此职的仅有三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记载集贤殿书院画直有杨宁、邵钦斋两位，《唐书·艺文志》记载有张萱一位。
（3）其他机构
唐代，翰林院与集贤殿书院开始招揽画家，并授予一定官职，逐渐形成一整套的机构和管理体制，为之后的五代正式宫廷画院的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成为中国宫廷绘画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除却翰林院与集贤殿书院之外，在唐代宫廷机构之中，昭文馆与少府之内，同样有宫廷画家出现。
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第九》记载，“薛稷，景龙末为谏议大夫、昭文馆学士。多才藻，工书画。”“殷闻礼，字大端，书画妙过于父。武德初为中书舍人、赵王友，兼侍读、弘文馆学士。”两人一个是昭文馆学士，一个是弘文馆学士，看似不同，其实是同一官职。因为唐初置修文馆，后改称弘文馆，后再改昭文馆，开元年间复称弘文馆，官职随着机构名称的变化而出现相应的变更。
关于少府，《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少府……掌百工技巧之政”，少府下有职官“左尚署”，“左尚署令一人，从七品下；丞五人，从八品下……凡画素、刻镂与宫中蜡炬杂作，皆领之。”画家王知慎（武后时）、冯绍正（开元初）、陈义（开元中）曾任少府监；王定（贞观时）、曹元廓（武后时）曾任尚方令；窦弘果、毛婆罗（皆武后时）曾任尚方丞。其中任尚方（即“尚署”的俗称）令、丞者，有的可能就是由画工升任的。唐代左尚署中的画工除在宫廷内服务外，还参与一些城市的“规划设计”，例如《新唐书·百官志》中记载了左尚署画作参与长安城规划的事情，“工部……掌城池土木之工役、程式。……凡京都营缮，皆下少府、将作，共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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