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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果说张大千先生临摹敦煌壁画是为了开辟自己在艺术上的新境界的话，常书鸿先生则把敦煌事业当成了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之所系。
在赴敦煌之前，常书鸿先生就已对中国艺术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做过深刻的思考和理论上的表述，遭遇敦煌壁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其内因自然是之前他对中国艺术之前途的思考和认识。
在常书鸿先生的奔走呼吁下，敦煌艺术研究所得以成立，许多热爱敦煌艺术的人也在他的感召下毅然投身于敦煌事业。从此，敦煌艺术的保护、临摹、研究和弘扬就成为有组织有领导的团队行为。
常书鸿先生对敦煌壁画临摹的主要功绩在于正确的策划、组织和领导，以及有计划有目的的展开临摹和研究工作。在常书鸿先生的领导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了以段文杰先生为组长的壁画临摹小组，并明确了工作任务，确立了科学的临摹程序和方法。
首先在于认识上，明确了壁画临摹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认为壁画临摹是叫的响的工作，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对于敦煌艺术的推广和弘扬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由于认识到壁画临摹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敦煌艺术研究所始终把壁画临摹工作作为首要的任务来抓。
其次是明确了临摹的步骤和方法，使壁画的临摹走向了科学化和制度化。
临摹的步骤：首先得弄清和理解临摹的对象，这就需要做好临摹前的准备工作和研究工作，弄清壁画的故事内容和经典依据，以及古代匠人的巧妙构思，这样临摹时才能做到胸有成竹。其次是过好线描关。线描是壁画临摹的基础，线条本身的顿挫转折起伏变化能够充分表现物象的情态和神韵，线描质量的好坏也直接决定着临摹作品的成败。再次是过好色彩关。敦煌壁画体现着文人画兴起之前中国画丰富的色彩生命，而经由千年岁月的洗礼，多数壁画出现了变色乃至煺色，这就需要在临摹时仔细研究古代壁画赋彩着色的方法和规律，以及相应的变色规律，做到有科学依据、有的放矢。最后一关就是传神关。这也是使临摹品不仅只是原作的复制，而且是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艺术品的关键。
临摹的方法：主要有三种，现况客观临摹，旧色整理临摹，复原临摹。
现况客观临摹要求临摹工作者抛弃任何的个人主观兴趣，严格按照复制文物的要求临摹，最终要使临本达到尽可能“乱真”的程度。这是敦煌艺术研究所采用的主要临摹方法，它可为观众特别是研究者们提供客观真实的资料。历次展出的各时代的代表作品，多属此类。
旧色整理临摹在颜色上完全按照现况处理，对于人物形象残损的地方，则令其完整，这就必须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工作，查看相同时代、相同题材的同类形象，弄清造型特征、衣冠式样和表现方法等规律，使人物形象在有科学依据的基础上尽可能完整，但又兼具古香古色的陈旧风貌。
恢复原貌临摹则是指恢复壁画的本来面貌，使摹本既具有完整清晰的形象，又有鲜艳如初的色彩，让观者一睹庐山真面目。但是，要复原一件作品，不仅要仔细观察临摹对象，还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除了人物造型特征、衣冠服饰的研究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临摹对象色彩变化的研究，找出变色的规律，有根有据地、恰如其份地进行复原。这一工作难度较大，至今未大量开展。
段文杰他们通过各种不同方法的临摹，取得了许多临摹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临摹工作必须以研究为基础，从认识临摹对象开始，掌握壁画制作的规律，以便顺利地进行临摹；而通过临摹又能加深对壁画的认识，为从技法上、理论上进行研究奠定基础。这样研究临摹、临摹研究，反复不已，就能把对敦煌艺术的认识不断向前推进。例如过去有人看到早期壁画人物肉体变色后形成的粗壮轮廓线，就得出壁画风格粗犷的结论，看见唐代飞天变色后棕黑色的面部和肢体，就提出是否印度人种的疑问。所有这些问题，通过研究、临摹，并借助于科学鉴定，找到了易于变色的颜料丹红，就知道凡是变成棕色或黑色的形象，都是由于丹红成分过多所引起的化学变化；有些浅肉红色，则是由于固白色成份较多，而变成了灰色。这就纠正了过去的错误看法。
以常书鸿先生为领导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壁画临摹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举行的数次敦煌壁画临摹作品展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还走出国门，被邀请到了印度、缅甸、日本等国。当世界各国人民得知中国敦煌还完好地保存着4一14世纪各个朝代的艺术匠师所留下的数量惊人的佛教艺术作品时，无不深表惊讶、敬佩，盛赞中国的伟大，认为莫高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无与伦比的瑰宝。特别是1958年，常书鸿应邀在日本举办的敦煌艺术展览，在东京、京都两地受到热烈欢迎，天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排队参观，日本的各家报刊、广播以数百篇文章进行评介。各种规格的座谈会、报告会举行了数十次。一时间，日本国内掀起了一股敦煌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敦煌佛教艺术轰动了日本全国，促进和加强了中日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和文化交流。
壁画临摹工作也为敦煌学研究的深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其中各位画家的分专题临摹，造就了不同方面的研究专家，为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赶上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段文杰先生对于服饰和飞天的研究等，解决了敦煌学研究中一系列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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