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中国西部文化深藏的惊世辉煌

　　——序《王征龟兹壁画临本》

　　文-王仲（《美术》杂志前主编、著名美术评论家） 　　

　　当王征告诉我，有关方面怀着极大的热情，要将他多年潜心临摹的一大批龟兹壁画郑重出版，我听后甚是高兴。高兴之余，不禁让我回想起与王征初识和第一次目睹这批龟兹壁画临品时的情境。 　　

　　2001年8月，我到新疆乌鲁木齐主持“全国少数民族题材创作研讨会”。在会议中间短暂休息时，一位身材瘦削的青年人从三五交谈的人群中穿过，微笑地走到我跟前，谦虚地请我为他的几幅画作图片提意见，这个人就是王征。这几幅作品很有新疆龟兹壁画的味道，引起了我的关注。但此时又到了开会的时候，我们没有来得及多谈，我答应晚上到他家里去仔细看看他的画。 　　

　　晚上，王征约了一个朋友开车到宾馆来接我。我们的车开了不短的时间，来到一片黑黝黝的地方，王征就住在这里，一个学校后园的宿舍楼的顶层。我们在漆黑的楼道里摸索着向上攀登，终于来到王征家的门口。王征的家朴素简陋，好像除了几件必用的家俱以外，似乎再无任何起眼的东西。我的到来让王征感到兴奋，他把事先买好的饮料端出来招待我，我们就在一间灯光不算明亮的房间里慢慢攀谈起来。这位据说平时一向沉默寡言的青年人，今天却滔滔不绝地谈起他痴迷艺术的经历和现状。 　　

　　王征的父母是早期支边者，从内地来到大西北新疆乌什塔拉（马兰基地），王征1971年就出生在这里。童年的王征生活在支边垦荒者开发的一片绿洲中，那天边的天山总是让他充满无限的遐想，滋养着他最初的艺术思维。少年时代曾几次随母亲到四川乐山荣县山区老家探亲，蜀中那秀美神奇的自然造化，诱发了他最初的绘画冲动，他开始画山水画，临《芥子园画谱》。文革后父母调至乌鲁木齐工作，对小儿子的绘画兴趣倍加关爱，从精神上和物质上支持爱子。哥哥姐姐也都大力支持小弟弟学习绘画。到中学时代，王征除继续研习中国山水画之外，还学习素描和色彩，并走出户外，常到天山北麓的博格达山去写生。1989年王征考入新疆师范大学美术系，开始进行更正规和系统的艺术学习。在校期间，王征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的中外文艺理论书籍，思考许多当代艺术问题，在实践上尝试将中国画传统笔墨与对景写生结合起来，努力探索一种能够表达新疆地域神韵的山水画形式。王征在新疆首届山水画展获二等奖的作品《春山惠蔚》，正是他在这段时期进行探索的一件代表作。1992年，王征到心仪已久的敦煌石窟留连多日，敦煌博大深厚、神采飞扬的壁画深深地震憾着他的艺术心灵，让他如痴如醉。从敦煌归来，王征的画路有了重大调整，为了给内心的浪漫主义情思以更大自由驰聘的空间，他把原来以水墨为主的表现形式转化成水墨与重彩相结合的形式。1993年，王征从新疆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后分配到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从事古代壁画的临摹和研究工作。这次工作分配，无意中暗合了王征内心的壁画情结和壁画梦境。他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奔走于克孜尔、库木吐拉、森木赛姆等几个石窟，开始了长达九年的临摹和研究历程。 　　

　　古代龟兹是佛教东渐首先兴盛的地区，又是丝绸之路的要冲，贯通欧亚大陆，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处，而诞生于此的龟兹佛教石窟壁画，正是这种东西方文化艺术融汇升华的结晶。以拜城克孜尔为中心的古龟兹石窟群落，遗存着大量从公元3世纪至9世纪的佛教壁画艺术，虽历经千年自然与人为的损耗，至今仍保持着巨大的艺术魅力。由于古代商业交往的特殊地理位置，造成龟兹佛教壁画艺术具有多重文化融汇的丰富性，显现出斑斓奇异的美学风貌。 　　如同柬埔寨的吴哥神庙，龟兹石窟在人世沧桑的流变中曾被千年消隐，直到20世纪到来的前后，才被西方的考古探险家们发现，从而才再度为世人所注目。德国人从新疆各地攫去了大量的石窟艺术品和珍贵资料，并将考察成果整理出版，其中科伦威德尔著的《新疆古代佛寺》和勒考克、瓦尔德施密特合著的《中亚与新疆古代晚期的佛教文物》七卷本，在国际上很有影响。随后中国艺术家和考古学家韩乐然、黄文弼、常书鸿、阎文儒等学者也曾陆续深入新疆地区进行考察发掘。1961年克孜尔和敦煌等国内重要文化遗址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大学历史系石窟考古实习组和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合作，对龟兹地区石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察研究，使龟兹壁画形成的年代和分期等重要考古问题，有了新的进展。80年代末在新疆文化厅下成立了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开始对龟兹壁画进行系统的管理保护和研究。但由于克孜尔地处更为偏远的穷乡辟壤，它的影响和所受到的关注，远远没有敦煌那样红火，又因地方保护经费的不宽裕，更使龟兹壁画的自然损耗加速演化，着实令人痛惜。就这个背景来看，更让我们感悟到王征的九年临摹劳作和本画集的及时出版，真是功德无量之举。它的魅力展现，不仅能够让世人感性地认识到龟兹石窟不亚于敦煌石窟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必将引起世人对它更多热情的关注，进而必将唤起国家各级文物保护部门的官员（尤其是能够支配资金的高级官员）的历史责任感，加大对龟兹石窟进行保护的投入，从而减少子孙后代的无尽叹谓和无情谴责。 　　

　　王征是在敦煌结下“洞窟壁画情结”的。而高校毕业后能分配到龟兹石窟研究所工作，颇有点“正中下怀”的天意。克孜尔石窟地处天山南麓，四面环山，木扎堤河从中穿流，草木丰盛，是一个集古代壁画、自然山水、民族风情和远离城市的喧嚣为一体的好地方，正是一个读书、画画、研究问题的理想境界。王征一头扎进去就是九年，除了公务和家事的短暂间隔，他几乎是不分春夏秋冬、成年累月地泡在洞窟里，和菩萨、武士、供养人相守、在扑朔迷离的佛国里神游。他身处伟大遗迹的现场，一方面进行考古学、宗教学、艺术学的学习和思考，一方面进行面对面的临摹和研究，从两方面深入领悟千年之前无名壁画大师们的艺术奥秘。王征是一个有毅力、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的艺术苦行者。他一临摹上手，便一发而不可收，他临摹完一张，就要临摹第二张。他每临完一张就会对龟兹壁画的内蕴潜质获得进一步的认识和把握，这种进展的快感必然会强烈地激励他急切地想马上再来临摹第二张。他越临越自信，越临越想进一步得手，于是越临越不能撒手，致使他的胆识和魄力成几何基数扩展，到最后他希望把他所喜欢的所有壁画一张一张全部临完。他在这个探寻过程中找到了人生的快乐和意义。他经常饥一顿饱一顿地在阴暗冷寂的洞窟里秉烛而立、通宵达旦，画累了倒下就睡，睡醒了接着再干。他的狂热和执着常常让研究所的同事们惊叹。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妻子一年到头都难得与他见面，安在乌鲁木齐的家就像一座旅店，他总是来去匆匆。从新婚开始就习惯了这种生活的妻子，对他既心疼又无可奈何，默默地承担着里里外外的家务。幼小的女儿总想和爸爸在一起的时间多一些。当然，王征心中还是有家的，有时他为了与妻子通个电话，诉说一下思家之情，就要在崎岖的山路上步行二十余里，才能到乡政府所在地打个电话。无须讳言，王征确实把大量丰富的感情献给了他所热爱的洞窟艺术世界。在洞窟临摹古代壁画，不仅耗费体力，而且耗费心智。由于岁月风蚀和人为破坏，千年之前金碧辉煌的壁画于今已面目全非，但残破与烟熏火燎的遗迹，却赋予它一种残缺和沧桑之美。但这给王征的临摹无疑带来了极大的难度，要在模糊和混沌之中找出内在的逻辑和规律来，在动手下笔之前要做大量的分析研究工作，在动手下笔之后仍要继续不断进行归纳总结，如此往返不已，才可能摸到一点门道。不管怎样，壁画也是画，它离不开绘画的三大能力：造型能力、色彩能力和整体构成能力。临摹虽不是纯粹的创作，但它既然也是画，就必然要从这三方面去动手下笔。在绘画方面已经训练有素的王征，正是从这三大结构要素方面下手向着那一面面残破的壁画墙壁展开他的临摹工作的，他要以自己对一般绘画的理解为基础，进而对龟兹壁画这一具体的特殊的绘画形态进行分析和认识，从而揭示出它内蕴的资质。 　　

　　王征临摹壁画有三种方式：（1）客观临摹。即对壁画现存状态做纯客观地忠实临摹，用尽一切办法把眼前见到的现状如实地再现出来。（2）复原临摹。这是过去张大千在敦煌曾经运用过的方法。即通过对残存部分形象的推敲研究，把残缺部分恢复补全，将整个壁画复原为当初的面貌。（3）适度复原。在保持残存的基础上，对残缺部分中的一些重要形象进行尽可能的复原，让残存部分和复原部分尽量协调统一，在整体上仍保持现存壁画丰富的视觉沧桑感。这第三种临摹方式，必须对前两种临摹方式有了熟练地掌握之后，才能得到收放自如的运用。王征现在基本上是在运用这第三种临摹方式。这种名曰“适度复原”的方式，应该是王征独创的壁画临摹方式。 　　

　　我认为王征在多年临摹古代壁画过程中找到的这种“适度复原”的方法和原则，对当代的古建和古物的复原工作很有启发。那种完全仿旧如旧的东西，让人们看了以后总不免有一种难知原貌如何灿烂辉煌的遗憾，但那种完全复原成崭新的东西，则又完全失去了历史感和自然岁月造成的丰富视觉审美内容，剥夺了人们审美关照时的联想空间和探求意趣。因此，我认为我们的一些从事复古工作的单位在制定工作计划时，参考一下王征的这个“适度复原”的方法和原则，是不无意义的。 　　

　　为了逼近临摹对象的真实感，王征在宣纸、高丽纸、皮纸和布上根据各自不同的性能探索了各种表现技法，并对颜料进行考察和改造。当现成颜料无法表达陈年壁画衰变的斑斓视觉效果时，他不得不自己亲自研制颜料。王征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古籍上发现许多能够加工成颜料的植物和矿物质，于是按图索骥地在新疆境内进行收集，从中分析有关数据进行试制，获得了不少收获。他甚至对有些从美术用品店里买来的颜料，也要进行加工改制，以期适合自己临摹出某种特殊效果的需要。他把改进材料和探索技法看成是自己临摹探究古代壁画奥秘和传达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王征对龟兹壁画的临摹历程，伴随着相关多学科的不倦的学习和研究。这种学习和研究，既是艺术的又是科学的，是艺术与科学的互动互促。坦率地说，自德国人科伦威德尔以来，大批考古学家对龟兹石窟的兴奋点仍在科学性方面，他们虽然也重视研究壁画风格的差异，并对题材的宗教内容和生活内容进行文化解读，但最后的落实之处还是在考古学上的分期年代问题。作为一个想从龟兹壁画中汲取营养来丰富自己未来创作的艺术家，王征恐怕更关注的是龟兹壁画的风格本身及其艺术价值。无论对龟兹或者敦煌来说，那种非考古学的纯艺术研究，今后还需要更多的王征们去开拓。 　　

　　王征在九年石窟工作中认认真真地临画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曾经在新疆两次去他家里看过他临摹的大大小小的数百幅壁画，其中有几十幅大作是极其完整、极其优秀、极其珍贵的精品。尤其那幅库木吐拉58窟的巨大的《伎乐飞天》，让我的视觉心灵所感到的震憾，如同贝多芬和马勒的大型交响乐让我的听觉心灵感到的震撼一样，那是博大而深沉的。这简直就是一部引人神往的《龟兹壁画交响曲》。毫无疑问这批临品本身就是珍贵的文物。想到某些洞窟墙壁上的原作今天仍在继续悄然剥落损伤，王征面壁九年的甘苦则更显其意义，王征临本的抢救性价值则更显其可贵。 　　

　　我们《美术》杂志2003年第一期，曾经用大篇幅介绍了王征及其龟兹壁画临本，在全国美术界起了很大的震动，从而也引起了世人对龟兹壁画的极大关注。大家忽然意识到，在中国大西北荒漠的边远文化中还深藏着绝不逊色于敦煌的惊世辉煌。而王征这种对人类优秀艺术遗产如痴如醉的深爱激情和顽强执着的钻研精神，在浮躁骚动的当代艺术界的背景上又显得格外突出耀眼，令人非常感佩。一时之间，王征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许多热情的来信。在当年召开的全国美协工作会议上，中宣部副部长李从军同志在大会讲话时特别表扬了王征，并希望美术界的同仁们能够学习王征对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热忱和面壁九年的刻苦用功精神。当时的中国美协副主席刘文西先生在会上也热情地表示，自己虽已年迈，但仍要向青年王征这种钻研艺术的忘我精神学习。 　　

　　王征是一个既有爱国责任感而又有世界眼光的青年画家。王征曾经写道：“在全球化热潮的背景下如何建设当代中国艺术，我认为不应该盲目尾随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混乱思潮，而应该在继承中国的和人类的优秀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去有为地继往开来。”王征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去做的。我所接触的王征，绝不是一个狭隘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他有年轻人特有的开放视野和创造精神，他从不拒绝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资源，但他有自己的主见，对一切复杂纷纭的现象善于分析和选择，他始终把“继往开来、振兴中华”作为自己艺术人生的立足点。他之所以能够“面壁九年”，为保存和张扬古代龟兹壁画艺术的精华而做出杰出的贡献，正是基于他这种鲜明的文化立场和人生理想。 　　

　　《王征龟兹壁画临本》的出版，是艺术界的一件盛事。我相信，他将会获得广大关爱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中外人士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