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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肖建军
内容摘要：论文梳理和探讨了敦煌和龟兹壁画临摹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几位人物和他们的临摹成就，对他们临摹壁画的文化价值进行了探讨和评价，肯定了以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王征为代表的画家和敦煌学者们投荒面壁、临摹壁画的巨大文化价值，他们的文化选择和艺术创作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当代艺术创作无疑会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王征；壁画 临摹；文化价值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为了寻求中国绘画的出路，大批有志青年如徐悲鸿、林风眠等纷纷把目光投向西方，他们矢志不移的致力于把西方绘画之理念和技法引入中国传统绘画，期望取新鲜之血液实现中华民族艺术之复兴，他们这种文化行为对中国艺术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与此相反，在学习西方的潮流中，有两个人物却因为敦煌的魅力而毅然决然的作出了不同的文化选择，一个投荒面壁，临摹出了近三百帧敦煌壁画精品，在中国艺术界激起了巨大反响，深刻影响了中国绘画史，也影响了许多人的人生选择；一个则把整个生命的全部精力和热情投身于敦煌，为敦煌艺术的保护、临摹、研究和弘扬奉献了终生，成为敦煌艺术的“守护神”，使敦煌美术成为中国美术史撰写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张大千和常书鸿，他们的文化选择和艺术事业则启发了当代的青年画家王征。
一
张大千赴敦煌以前已是水墨文人画的高手，在艺术界已有重大影响；但是，当时艺术界正面临着中国画何去何从的激烈争论，许多人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而张大千则在乃师的劝说和启发下来到了敦煌。敦煌的无数壁画精品和其辉煌艺术成就令张大千目瞪口呆，遂决意投荒面壁，遍临魏晋隋唐壁画精品。张大千面壁敦煌，一呆就是三年。这三年中，他以一己之力举巨债、斥巨资、耗费不计其数的珍贵颜料和画材，组织门人弟子和藏僧以中国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作坊式的工作方式，临摹出了近三百幅珍贵的大型壁画，复活了魏晋隋唐的鲜活的艺术精神。
这些临摹的壁画在中国各大城市展出时引起了轰动，其深远意义和文化价值，当时的著名学者、国学大师陈寅恪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
“自敦煌宝藏发见以来,吾国人研究此历劫仅存之国宝者,止局于文籍之考证,至艺术方面,则犹有待。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吾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独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更无论矣!”
“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更无论矣！”评价不可谓不高。
陈寅恪先生对大千先生临摹敦煌之意义的评价中，有三点内容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
这涉及到大千先生临摹敦煌壁画的动机目的和由之决定的临摹方法和摹本的特点。其动机目的当然是在面对先人的伟大艺术传统时，通过临摹细细体味其艺术精神及技法体系，去复活先人那鲜活的艺术精神，进而为自己今后的艺术创造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由此动机目的所决定的临摹方法则是一种带有个人主观意味的复原式临摹，这种临摹方法虽然在当时引起了不少人的争议，但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评：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
具体而言，大千先生的这种临摹方法重要特征是，摹本在物象造型和线描技术上力求忠实于壁画的现状，在赋彩染色和情调气氛上则根据当时剥离出的魏晋隋唐的壁画色彩特点，加以揣摩和想象，求其鲜艳如初的本来面目，尽量表现张大千自己面对原作所感悟到的精神。这当然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临摹方法，但这种临摹方法的特点和优长是：纠正了敦煌壁画历经千年风日侵蚀、严重变色而形成的古拙、清冷、狂怪的第二面貌，恢复其金碧辉煌，鲜艳如新的本来面目；原壁画如有瑕疵，则加以改动，使临本更趋完美和精丽。因而，基于上述特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大千先生的壁画临本就不仅是恢复了晋唐绘画精神的临摹之本，而且是兼有创造之功的艺术精品。
其二：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
这一点，在张大千本人的艺术创造历程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敦煌之行实为大千先生一生艺术历程的一大转折，对其后期画风的形成及在人物画和山水画方面的创新起了关键作用。以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结束的一九四四年为分水岭，其前后艺术的风格有重大变化。之前的大千先生的人物画，最初受清代改琦，后来受明代张大风、唐寅等人的影响，水墨淡彩振笔快写的简约画风占主要地位，一九四四年之后张氏的画风，则一变而为整饬精细、设色秾艳的新风格，并且别开生面、自成一家，这种风格显然是糅合敦煌壁画风格而形成的。
山水画方面，在赴敦煌以前，张大千在山水画方面的师法对象主要是明末清初遗民画家石涛、石谿、梅清等人，偶尔旁涉明清各家；敦煌之行后，张大千对中国山水画认识上，其眼界放佛被敦煌壁画所打开，他看到了中国古代文人画风行之前更悠远辽阔的中国山水画的优秀传统，他在敦煌艺术中找到了中国绘画久已失去的色彩生命，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泼墨泼彩画风。可以说，敦煌面壁之前的张大千，还只是一个传统延续型的画家，之后的张大千，则转变为传统融合型的画家了，这种融合，是一位现代艺术家对他所理解的伟大艺术传统的重新诠释。这种思想上的觉悟与随之而来的艺术风格上的改变和艺术境界上的提高不能不说是拜敦煌艺术所赐。
台湾历史博物馆巴东先生所撰《张大千研究》曾总结道:
张大千的画风早年由明末四僧入手,取法的范围亦多在元明以降之笔墨表现。而当他远涉敦煌见到隋唐以前那种雄伟精丽、场面壮观的表现与色彩,那种专业画家的执著与奉献的精神,洋溢着生命的光辉与热力,绝非“潇洒飘逸”的文人画风可比拟,使他深受震撼与感动,洞悟了艺术“法相庄严”的精义。由是他坚定了人生创作的“不惑”,无惧于生活环境的恶劣挑战,接受了毅力的考验,循序渐进,绝无取巧地表现了与古人一样对艺术执著与虔诚的态度。自此他进入了高古之境,实现了精神层面的提升,使他在日后成为“借古开今”的一代大师。
可以说，正是敦煌壁画的临摹为大千先生开辟艺术上的新境界奠定了基础。
其三：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更无论矣！
这是指大千先生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和展览，其意义和影响，恰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无数对祖国艺术抱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志士仁人投身于敦煌，致力于对它的研究保护和弘扬，同时，通过壁画临摹来体验、感悟和研究敦煌艺术中潜在的古代社会历史和文化，诚为敦煌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美术领域的敦煌学研究，大千先生无疑是先行者，故可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例如，对于敦煌壁画时代风格的变迁，大千先生以为：“元魏之作冷以野，山林之气胜；隋继其风温以朴，宁静之致远；唐人丕焕其文浓；敦厚、清新、俊逸，并擅其妙。斯丹青之鸣凤，鸿裁之逸骥矣！五代宋初，蹑步晚唐，迹颇芜下，说世事之多变，人才之有穷也；西夏之作，颇出新意，而刻画板滞，并在下位矣。” 大千先生这种来自于壁画临摹体验的独特体认，尤为值得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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