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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称为徐悲鸿是“美盲”显然不应该，以他的岁数以及那段历史的过来人，非常清楚写实主义绘画和理性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意义，尽管它被左翼集权主义所利用，并付出巨大的社会文化代价。但是，不能抹杀写实主义理性绘画在特定时代的现实作用，人类的道德、审美、制度和文化在历经理性洗礼之后，似乎不足以抵达现代文明的殿堂。在一个文化生态相对健全的社会，艺术不再可能被限定与“实”或“美”某一绝对范式。这一点，吴冠中与徐悲鸿犯了同一思想错误。此外，吴冠中夸大了徐悲鸿的历史作用，他毕竟是个被权力所相中的“幸运才子”而已。
徐悲鸿写实功夫不算好的，他对写实主义绘画的热情，完全出于他的强国实用主义。若要说徐悲鸿是个“美盲”则不免言过其实，以徐悲鸿的漓江山水、写意马而言，均展现了传统审美底蕴。事实上，徐悲鸿和吴冠中都是崇尚美的传统画家，徐悲鸿秉承了西方古典主义绘画的审美精神，吴冠中则将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现代抽象绘画图式，进行折中重组，产生一种中西杂交的形式美感，谈不上很强的原创价值。首先，吴冠中对抽象绘画语言缺乏理解，基本是些变形的具象绘画，吸引人之处在于甜美效果。这一点，他的确比徐悲鸿高明一些。
徐悲鸿自称“略通中外美术史”，这种中国式谦逊是充满狂妄的。他对西方美术的了解，可能只限于图式“演义”。从他推崇写实主义绘画这一“金科玉律”来判断，证明他对西方美术缺乏一种广角的文化视野。毕竟他所处时代，西方世界文艺哲学开始全面反思和批判现代文明，不论是存在主义所主导的哲学思潮，还是印象派绘画、表现主义、抽象艺术和达达主义等现代主义，均朝向理性主义和工业文明发起“猛攻”。梁启超、辜鸿铭和蔡元培等人，由于亲历西方社会，而对现代西方文化充满了警觉和质疑，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的根本矛盾。
中国近现代史发展因社会落后与思想贫困而反复走向极端，为此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其中极左思想变成一种历史与文化的巨大灾难，至今元伤难愈。理性主义写实绘画一度赋予中国人一种强国的乌托邦理想，它对于保守顽固的封建文化，无疑是最解渴的甘露，也是一种法西斯式的文化暴力。写实主义绘画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一种政治激进主义需要“立竿见影”精神工具。徐悲鸿的强国理念与左翼激进路线，存在共性似乎不偶然，他因此成为权力所相中的“幸运才子”。
欧洲文化圈的日尔曼民族和俄罗斯民族，曾同样以激进主义代价换取民族的脱胎换骨，但他们的情况似乎没有中国这么极端过火。中国激进主义左翼思想对唯物主义的材料性和工具性的疯狂是不奇怪的，他们自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人”，一种追求绝对客观真理的现实主义。历史证明，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绝对的理性主义者，韦伯对工具理性的怀疑是基于人自身存在的客观局限。理性始终都是服从人的感性存在的工具。所以，理性一旦教条，必将强加人性之上。所以，现代艺术在本质上都是针对现代工业文明和机械理性秩序的。
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之前，理性一直被推崇为解放人类的社会科学段手。作为一种思想精神，它源自古希腊一种的再现自然和崇尚真实的艺术古风，并包含了早期几何学、逻辑性和透视学等实证手段。毫无疑问，理性主义是促进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科学技术最重要的哲学体系。随着现代工业的兴起，理性写实主义绘画走向没落，反机械的人性主义以及存在主义哲学，主观个性化印象派绘画最先对理性教条主义发起挑战性颠覆，致使写实主义作为前现代绘画而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情感主义和个性主义艺术的兴起。就此而言，吴冠中对理性主义写实绘画的批评是非本质，缺乏一种辩证的文化史观。表明中国需要的不止是写实主义、唯美主义的艺术，而是一个真正百花齐放的自由文化土壤。
吴冠中对写实主义绘画一度主导中国美术发展的不满与批判，可谓是 “及时雨”。但是，当吴冠中强调艺术美的绝对价值规范时，同样重蹈了徐悲鸿主张现实主义大一统的错误，背叛了艺术需要多元开放的自由生态。事实上，吴冠中追求形式美的风格绘画，在很大程度是无关现实痛痒的唯美主义。放在特定社会语境下，它显然是消极而懦弱的贫血艺术，作为多元文化土壤中的纯粹审美绘画，则有益无害。要把它绘画艺术的“金科玉律”则荒谬不堪，同样值得警惕与批判。只有捍卫人类思想情感自由才是艺术最本质的精神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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