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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时尚文化现象之后的当代艺术，因其行为逻辑的非主流性，和艺术市场信息非对称性，对大众而言，则充满了猎奇的期待心理。而大众心理在充满猎奇的同时，又充满了颠覆、僭越、仇富的冲动。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艺术批评”则与大众传媒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组合，这便是以简单的道德评判来代替学术批评。
在“人格”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学术范畴之外的道德评论，但是，超越人格意义之上的“神格”判断，则已然把自己放在了“神”的位置上来对芸芸众生进行道德评判。这些“无垢大师”们动辄挥舞起威力无比的道德批判大棒，以博取大众廉价的喝彩声。
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简单的道德判断是否能归为严肃的学术批评范畴，但就这种神格化的评判方式本身而言，他可以用神的标准来要求别人，而又不容许别人用神的标准来要求他自己。众所周知，艺术批评不是道德裁判所，批评家也不是道德水准的高居者。这种不能以欲吾欲以体恤人之欲的道德高蹈心态，是很多将艺术批评简单化为道德批判的批评者的通病。
古人尚言“知行合一”，而某些批评者以人的欲望宽恕自己，以神的标准来评判别人的方式，这种“艺术批评”除了赚取大众的廉价喝彩声之外，我们不知道它们还到底有多少学术价值？
我多次和朋友说过，如果按照古人所言“知行合一”的标准，那么圈子里能够对别人进行道德评判者，可怕只有老夫子彭德和小夫子鲁明军二人尚能够格。除此之外，建议不要借“批评”的名义，将己所不欲施之于人，将己之所欲苛求于人，以换取自己“道德大师”的廉价名声。
三、“宏大叙事”的泛滥
作为一个艺术理论工作者能够让自己扬名立万的不二法门，无非就是能够提出一个划时代的艺术标准，并由此让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艺术代言者，就像“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个好士兵”，恐怕每一个理论工作者的内心都会存有一些这样的妄想。
但是，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艺术理论的提出，是一个可遇不可强求的事情。纵然有一些幸运者，那也是社会、时代的客观因素与个人的主管努力碰巧结合在一起的结果。而如果我们过分看重自己的“历史使命”，沉迷于自己的主观臆想之中，无非落得个理论先行的结果。
批评家与艺术家之间，是一种研究与被研究的、平等的工作关系。批评家绝不是这个行业的精神导师和指路灯塔。如果违背了这种关系，艺术家都按照批评家的“理论”来指导创作，我们将无法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可怕场景。
所以，在急躁的“影响的焦虑”情绪中，批评者都忙于提出一个又一个“宏大叙事”策略，一会这个“后”，那个“后”；一会又这个“一代”，那个“一代”。这种在空泛的宏大叙事的理论逻辑中，必然导致理论研究者对个体创作的漠视，而仅仅将某些艺术家创作中的某些“个别性”的特征放大为“普遍性”的规律，并主观武断地将艺术家进行简单归类，以充塞自己的“理论”序列。
而我们知道，从历史的规律来看，理论工作者只能对一个历史阶段内的艺术趋向进行谦虚的“预测”，而并不能据此对艺术家的创作施行“指导”；而更多的是在事后对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艺术现象进行分析、整理，并从中发现一些普遍性的规律。
而在一个频繁地提出宏大叙事策略的时代，“理论”必然是浮躁的和肤浅的。
四、“智者”式的达人心态
如前所述，批评家与艺术家之间只不过是一种研究与被研究的平等的工作关系。如果一定认为理论研究必然优越于创作实践，而且，在艺术市场化的背景下，又主管认定批评家必然居于行业利益链的高端。那么，这种判断必然会造成某些人心理的失衡。这种心理失衡具体表现为：
其一，“批评”是某些人的专权和专利。在或显或浅的意识中，持这种观点的人，会不自觉地在整个行业中流露出一种“智者”式的达人心态，使艺术批评成为一种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的、单向式的文字游戏。在第二届的批评家年会上，有位来自北大的文学批评者将其他网络民众贬为群氓，居然也博得在场的阵阵掌声。由于容不得意见不同的对于“批评”的批评，动辄将这种不同的声音讥讽为“语言暴力”，而听不到一点不同声音的“交流”方式，则被认为是最“学术”的。这种惧怕、仇视不同意见的心态，倒是与主政者的严厉控制网络言论的做法不谋而合！在这里，笔者并不是就此为所有的网络言论现象作辩护，而且，本人也并不赞同某些不负责任的网言现象，但是，互联网毕竟提供了一种人言其所欲言的广泛的讨论环境。而且，就本人的经历而言，某些人在当代艺术早几年还处于边缘化的时候，文章只能通过网络来发表，其面孔是一种表情；而现今成为“达人”之后，面对草根性的网络言论环境时，则又是一种表情。由此，我不禁质疑所谓当代艺术的民主、平等精神究竟是一种“信仰”呢？还是一种“策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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