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传席：治学应“中西结合”
高居翰是我的老朋友，最早认识他是在1984年，我在安徽省文化厅筹备了一个研究明末清初黄山画派的学术研讨会，他也参加了研讨会，当时他的发言还引起了很多讨论。后来我1986年到美国堪萨斯大学做研究员，又有过数次接触。
当时我就发现他是一个著作狂，有点时间就打字写文章。他在美国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学者中，著作可能是最多的。
他最大的弱点就是不精通中文，研究中国美术史，不懂中文是个很大的障碍。另外他也能看些画，只是看得太好也是不可能，比如《溪岸图》就被他认定为是张大千伪造的。他这个人很聪明，只是对中国文化的先天感觉还是有缺乏。
高居翰写的中国绘画的著作，虽然相对简单，但因为是地道的美国人写作，符合外国人的阅读习惯，所以在美国影响还是很大，另外对某些问题的理解也很地道。只是对中国画最后心有灵犀的那一点感觉还是缺乏。毕竟他是外国人，没有中国的文化背景。包括在美国的一批学者，即使是华语学者，因为他们从小就到美国去了，中国文化的底子不厚，谈到中国文化的最深处也还是不够。所以，美术史要研究，最后还是要靠中国人。
美国对美术史的研究是用西方的科学方法。中国古代缺乏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如米芾写的《画史》，就谈这张画是怎么回事，那张画是怎么回事。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就写他看过哪几张画，有哪几个画家。中国古人也只能这样记载，如果美国的科学处于那个阶段也只能这样记载，也没办法再深刻。后来有了照相技术，就可以把画拍下来看，毕竟用文字讲画，怎么讲都是抽象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解。外国人研究中国美术史最早的是日本，日本人研究中国的美术史，其实也是在研究他自己的历史，因为中国文化是它的母文化，而且日本人的研究方法也是中国传统研究方法的延续，不过他们又稍微深刻一点。最早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美术史的还是西方。
西方的照相技术出现以后，美术史的研究就跨上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欧洲的喜龙仁是西方研究中国画影响比较大的学者，他通过图片给了西方人直接的中国画视觉印象。他的研究虽然是资料性的，但给西方人了解中国美术史打下了一个直接的形象基础，西方的学者基本上都受喜龙仁的影响。
后来，西方的学者一直是主张在某一个专业当中深入研究，在科学技术上也是，不要求什么都懂。中国民间艺人说“一招鲜，吃遍天”，但中国士大夫是反对这种思想的，儒家讲“君子不器”“一物不识，儒者之耻”，所以传统儒家教育是讲究通识的。
美国的方法，是在一个小问题上研究深入下去，这种方法有长处。因为在中国，大而空的东西太多，什么还不知道就讲。美国的那种对小问题的深入研究引进来，对于学术界来讲是一种冲击。但是美国的方法不是唯一的方法，从大的方面看问题和从小的方法看，就是树林和树木的关系。
我在美国待过，美国的学者反感通史式的著作。他们的主张是一部著作在世界上超过十个人看，就不是最好的著作，有几个专家看就行了。这个观点我也赞成，但是并不完全如此，《圣经》那不是好著作吗，全世界有多少人看？《红楼梦》不是好著作吗，何止十个人看呢？《论语》、《十三经》更是历代学者都在看，你不能说它不是好著作？所以美国人的方法也有偏见。
总要有学者来坚持一种从细小入手的方法，美国的这种方法论，我觉得要学习，但不是唯一的方法。我们不要认为美国的方法更好，而丢掉我们自己的方法。现在，中国人要踏踏实实地做点工作、做点资料、研究一些问题，美国人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但中国的方法和美国的方法结合起来去研究，才是最好的方法。
王镛：他是中西美术交流的使者
英国学者苏立文和美国学者高居翰相继辞世，这对于西方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是个重大的损失。他们两人都是西方专门从事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权威专家和代表人物。
从他们研究的方向来看，苏立文侧重于中西美术的比较，最近出版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关注的是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历史。高居翰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绘画，最初是从中国书画著录入手，深受研究中国书画的瑞典学者喜龙仁的影响。西方的中国美术研究，往往都是从书画著录入手，根据文献记载和中外的书画收藏，特别是流散在西方的书画珍品展开研究。
西方学者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应该说在研究方法和价值观念上都受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方法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形成互补的关系。高居翰、苏立文和他们的前辈，基本上没有我们经常说的西方人所坚持的西方文化中心概念，他们都有世界性的眼光，相对来说比较公允和客观。但是，西方学者的价值观念和评价体系，和中国学者不太一样。他们毕竟受西方哲学思想和文化背景、知识结构的影响，在判断具体的美术现象时和中国学者的观点不尽一致。比如高居翰的有些观点就在中国学术界引起过争议。他提出中国绘画史的终结论，认为中国绘画史在宋、元达到高峰后，基本上都是风格的重复，是终结的；还提出写意是中国晚期绘画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和我们现在提倡的弘扬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精神是相左的。
我认为，引起争议在学术上未必就是坏事，这比毫无争议的平庸结论更富有价值，更有启发意义。另外，他们把中国美术介绍给西方广大公众，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同时又把他们的研究成果推广到中国，对中国美术的研究起到推进的作用。他们是东西方美术，特别是中国美术史与西方学术交流的使者。他们的历史贡献，尤其是在向西方公众介绍中国美术历史方面，是无人取代的。
他们的去世在学术研究者层面，短期内会难以为继。因为文化传播和交流，要有一定条件，像他们具备这么丰厚学养和严谨治学态度的学者，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大量产生的。他们辞世，非常让人惋惜，同时也促使我们对他们的学术著作进行重新阅读和思考，从而推进中国美术史研究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