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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为什么几百年这么受人追捧?还不是因为它实实在在地讲了北宋的生活么。 ”跳出个性的局限，思考社会的共性。
在“生活”中，施大畏自言往陕北走的时候多些。“1996年，我沿着黄河走，到榆林高家坡，我在那里画农家的速写，碰到一位70多岁戴白羊肚手巾的老汉，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2007年，我又到高家坡，老汉已经80多岁了，我又给他拍了一张照片。当我把两张照片放在一起，就会心生感慨：这个村子走不出多远就是高速公路，但这里十年都没有变化，所以我画了《高原的云》 ，来表达这个感觉。 ”
他到山西，到河曲县赵家沟希望小学，看到很不错的硬件设施，但他也发现，孩子们课余时间只是翻阅那些已经翻烂了的课本——他们没有课外读物。“听那里的老师说，他们现在不缺硬件，缺的是信息。 ”这让施大畏回来后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写了提案。“我们关注扶贫，也应关注他们业余生活的发展和提升。现在我们有些出版社很为图书的发行量发愁，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桥梁，让出版社把图书送到山村的学校。城里的孩子可以看到3 D、 4 D、 5 D的电影，乡村孩子看到画册，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
关注民生，让施大畏感到关系国家命运的民生大问题，其实就在自己身边。“我在陕北画画，十年前有很多青年人来旁边看，如今再去，只有老人和小孩在看了——这就是留守儿童、空巢家庭的现象，也是‘三农’问题。如果艺术家跳出个性的局限，去思考这些社会的、共性的问题，艺术空间也会很大。 ”
施大畏说，艺术家应当有担当，要用艺术满足社会的需求。“如果我们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社会怎么办?艺术不应是为社会功利的需要，而应是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
创作的同时，施大畏还在各类艺术机构担任公职。“社会工作有利于促进艺术家的创作，有助于培养更宽阔的胸怀、更敏锐的感悟力和更充沛的精神力量。 ”最近让他由衷感到这一点的，是他为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变身”为中华艺术宫的开馆大展与法国奥塞美术博物馆洽谈的合作项目。“法国的策展人跟我说，他们想把从库尔贝到米勒的自然主义作品拿到上海办展。我问他们的策展思路，他们说想借自然主义的作品重新回顾人与自然的关系。我发现重提自然、重新梳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只是我们的想法，不只是属于我们的价值观，回归人性、回归生活，它是世界性的话题，是人类关注的共通性话题，是国际的普遍潮流。 ”
在这样的兴奋中，施大畏愿将美术馆，这个曾经作为艺术家交流的地方，变成满足公众审美需求的场所。“高雅艺术如何与公众搭建桥梁?我们的受众主要是白领市民阶层，怎么打动他们，我们必须有自己的观点和思考。 ”在施大畏看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不是大跃进，而应是提倡文化享受的热潮，“文化发展不能在空中开炮，还要做落地步兵。 ”
近些年国家启动的诸多重大艺术项目，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参与其中的施大畏不由感慨，“以前哪有我们现在这么好的时代! ”政府采购重大题材作品，画家理应全情投入。“在这些项目的创作中，展现的是艺术家的良知、责任、担当和荣誉感。当你真的投入其中，稿费并不重要，我们关心的是那些大画” ——他指指4米高的画墙—— “一年画一两张，就‘死了’ ——受不了了;但如果我全变成小画，画好多张，今天就卖了，得到很多钱，那又有什么意思?作为画家，你自己选择了绘画，就要有良心，要以作品展现你对这个世界的贡献究竟有多大。 ”
在画室凌乱的氛围中，施大畏感到生活是很生猛、鲜活的。“好的艺术作品，一定是从这些生猛里思考出来、感悟出来的。 ”施大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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