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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体制化的异化及其批评
对上海美术馆的拆分、威尼斯国家馆以及成都双年展的批评，反映了艺术圈对当代艺术体制化的失望。
这种失望表现在：当代艺术的体制化这一成果，没有转化为更高层次的学术和探索机制，反而为少数利益集团中途拦截并控制，成为由一个左右逢源的美术官僚群体独享的肥水不外流的“麻将”游戏。在体制内推进当代艺术的官僚群体由此形成一个“伪改革”群体，对这一群体的批评声音在2011年达到高潮，尤其是针对上海美术馆及上海双年展、威尼斯国家馆的体制批评，这一体制遭人非议之处，在于打着当代艺术的改革旗号退回到全国美展的官僚主义的操控模式。
近五年市场资本和官方机构的结合，造成当代艺术体制的异化，对这一现象的争议集中在对成都双年展的批评。成都双年展背后的资本支持，创办初期就来自民营资本和官方共同持股的联合体。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成都双年展的幕后资本亦产生国进民退，其结果即是双年展的“嘉年华”或“旅游节”化，消减了双年展对当代文化的独立表态。
双（三）年展变成“嘉年华”、“旅游节”以及官僚操控等异化现象，在上海双年展、成都双年展、北京双年展等都愈演愈烈，这一问题成为艺术圈路人皆知的现象，双年展、国家馆以及各种政府大展的形象由此急剧下降，其后果则是当代艺术体制重回当年全国美展的“和稀泥”文化。
明星领衔的展览不再有号召力
艺术明星在市场价格、媒体知名度以及展览评价上的过度出场和拔高，同时他们的形象不断企业家化、娱乐化和商业化，但创作上却乏善可陈，不断重复、内容空洞和故作姿态，使得对他们的展览出场产生“逆反应”，即他们的个展和由他们领衔的大型群展，不仅没有因为他们的参加令人兴奋，反而只要他们一参加，这个展览就让人有厌倦感或“审美疲劳”。
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由明星领衔的号称要“改造历史”的超级展，以及尤伦斯中心推出的“一个名人加一个学生”展，几乎一反常态的反应平平。这种走到尽头的“名人效应”还体现在各种民营美术馆推出的三十年回顾展、名人大型回顾性个展。
对有关“改造历史”大展的资本来源及其异化模式的争议，亦成为一个网络和媒体批评的议题。诸多当代艺术大展的运作模式正产生一种明星疲劳症的怪圈，即这种由市场操盘资本支持的民间大展，越来越类似于大片投资，只有某些明星的作品加盟展览，投资人才会同意出钱，然而，只要这些明星的无聊重复的作品一旦参展，这个展览又没什么意思了。但没有这些明星参加，又傻又市侩的投资人就一毛不拔了。
与此相应，反而各种小型的艺术探索展逐渐受到欢迎，可见艺术展的影响不是靠钱、权力和明星砸出来的。
青年美展和艺术院校的实验艺术教学的人文缺失
“技术先行、人文缺失”成为当代艺术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艺术病症。2011年度的上海青年美展和中央美院举办的“全国艺术院校实验艺术教学成果展”，一度引发了网络和媒体热议。
年轻一代的艺术事实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状况，比如新媒体、时尚娱乐和商业化，以及观念艺术和装置艺术进入院校教学，这些领域铺天盖地的渗透影响了下一代的艺术。新一代的艺术有进步的一面，比如在制作技术和对国际新潮流的形式跟进上，但年轻一代艺术的最大缺陷则是精神内容退回到时尚杂志的水平，这被叫做“人文缺陷”。
另一个缺陷是，年轻一代在创作模式上仍然没有超出八五新潮一代，依然是拿来主义，即拿国外的新潮形式和概念模仿改造一下。他们的困境在于，一方面，上几代人在前二十年靠引进新潮语言在国人面前扮演“前卫”以及打中国牌的后殖民政治的红利效应，彻底被上几代人消费一空，但新的学院训练和价值观体系并未形成。造成年轻一代打不出什么牌，甚至在学术训练上并未超越徐冰这一代人的瓶颈现象。
中央美院搞的全国院校实验艺术教学成果展正反映这一窘境，实验艺术被设计成类似写实造型的素描、写生或艺术设计的构成训练等课程，过于偏重形式练习、波普和观念艺术的模仿，但几乎没有艺术思想、文史哲以及电影、音乐、建筑等其他先锋艺术的知识训练，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当代艺术的新一代创造性的突破可能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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