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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并举”：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教育遗产 “民元教育宗旨”是以“五育并举”作为思想基石的，它取消了清末教育宗旨中的“忠君、尊孔”条款，在国家教育指导思想层面剔除了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的规定，由清末“中体西用”、亦新亦旧的教育宗旨发展为体现民主共和精神的教育宗旨，虽曾遭罹不同观点的质疑争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破坏、复古主义思潮的冲击、实施当中的低效失效，但毕竟在法理上、形式上确立了现代教育宗旨，在国家教育意识层面实现了教育早期现代化，为其后新文化运动时期现代教育思想的全面形成奠定了基础。 同时，“五育并举”又承继并丰富了清末以来德育为首、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观。蔡元培自称，其所谓公民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与清末教育宗旨的“尚公、尚武、尚实”具有直接渊源，“尚武，即军国民主义也；尚实，即实利主义也；尚公与吾所谓公民道德，其范围或不免有广狭之异，而要为同意”。这是因为，清末教育宗旨虽以上谕形式颁布，且以“忠君、尊孔”为基础，但毕竟是在资本主义性质的新政改革和预备立宪的社会背景下，反映了现代教育事业初步发展和现代教育制度建立之后的时代要求，并渗透了严修、罗振玉、王国维、梁启超等新派人物的思想认识。如果仅仅强调民元教育宗旨对清末教育宗旨的革命性一面，而无视它们之间的继承性，无疑是片面的。 当然，民元教育宗旨又扬弃、发展了清末教育宗旨的有关内容。一方面，根据共和政体要求，丰富并赋予“尚公、尚武、尚实”以时代内涵，尤其蔡元培以“自由、平等、亲爱”的法兰西革命精神来界定公民道德，更大异于清末“尚公”说；另一方面，首次将美感教育，即美育列入教育宗旨，丰富了全面发展教育的内涵。民元教育宗旨不仅承继了清末以来德育为首、全面发展的教育宗旨的基调，还规定了全面发展教育中德、智、体、美诸育的基本顺序，对于其后的教育宗旨影响极大。 此外，民元教育宗旨对于“尊孔”采取了策略性举措，留下了中国现代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的永恒命题。“尊孔”远较“忠君”问题复杂得多。在1912年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审查《学校仪式规则案》时，有人主张将孔子诞辰列为纪念庆祝日，“争之再四”，“足见社会尊孔之所在”；教育部准备的《学校不拜孔子案》，初读即不成立，原因是有人认为“孔子非宗教家，尊之自有其道”，一旦立案，徒引争论，不如不立，既不规定祭拜也不规定不拜，自然就是不拜。对此，蔡元培有所认识，他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一方面称“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一方面又讲“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嗣后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特别讨论之”。 其实，无论尊孔派、改孔派还是贬孔派、去孔派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些事实和逻辑：儒家学说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柱石，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观念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糟粕和落后的方面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阻力和桎梏，中国传统文化整体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而必须用现代方法重新诠释和再造；同时，孔子又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精华与糟粕相伴相生而难截然分离，中国传统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中国传统文化以文化基因的形态遗传、浸淫于每位华人而其不自知、不可缺、不能离，教育和学校作为文化的承继、传授者不能也不应完全抛弃孔子、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这正是孔子、儒家学说、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所面临的困境，也是中国现代人、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现代教育所面临的重大命题，民元教育宗旨只是遭遇到而不可能解决这个命题。因此，严格意义来讲，民元教育宗旨不是“取消了”而是“不再提”尊孔。至于尊孔是尊孔子之学术、孔子之思想还是儒家学说、儒教、孔教，在当时不可能厘清，甚至大多数人感觉不必也无法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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