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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记录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种记述当代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人生经历的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口述史的记述对象不分行业，可以记录不同阶层、团体、个人亲历的事件。口述史访谈，访谈者往往注重当事人的人生经历或确定某种主题取向，就可以进行。访谈者只要将受访者生命中的重要记忆、亲历的重要史实通过文字笔录、讲述录音或摄像手段记录下来，然后变成文本或剪接为音像资料，归纳入档。有时也可以整理成数码档案，保存在数据库中，供研究者提取资料和研究。口述史的准确记录，完全可以成为信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口述史方法逐渐得到运用并成为田野作业中获取传承信息的主要手段。自2006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项目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一直受到各级政府和保护部门的关注。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国务院已认定和公布了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400多名。如果将这些传承人的口述史记录下来，无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珍贵资料和重要遗产。目前公布的国家级“非遗”代表作名录有1219项。在这些项目中，不是每一项都认定了传承人，已经公布的1400多名代表性传承人中，他们大都集中在那些带有技术性、手艺性的行业中，“非遗”的1200多个项目中，大部分还没有认定代表性传承人。比如民间文学、民俗类中的许多项目就是如此。也许其中的有些项目属于集体或团体传承的事项，它们的传承人也许是一个群体或某种行业团体，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对传承人主体的界定，无论群体、团体和个人，都应受到尊重，受到关注。因为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对“非遗”项目传承人的保护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非遗”保护的成功与失败，关键在于能否确定具体传承人及传承方式。用现代化手段将他们的口述史，即传承历史、制作技艺以及生态环境加以讲述和记录，对保护和传承“非遗”项目至关重要。
值得高兴的是，在“非遗”保护工作中，一部由冯骥才主编、14卷的《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呈现在我们面前。书中详细记录了各地木版年画的27位传承人的口述史资料。通过这些口述史资料，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覆盖全国各地的木版年画的产生发展历史，各地木版年画的不同内容和风格以及创作、刻版、印刷技术。我们从中得到的不只是美的享受，而且通过他们的讲述，使我们了解了民间知识和民间信仰的神奇力量，正是这种对生活的感受和认知，正是民间信仰的推动力，激发了民间艺人的丰富想象，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年画艺术；同样通过他们的讲述，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民间思维、民间生活、民间的审美情趣和创造。
谈到《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的出版，我们不得不提及同样由冯骥才主编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该集成共22卷，囊括了中国著名年画产地天津杨柳青，山东高密、东昌府、杨家埠，苏州桃花坞，河北武强，河南朱仙镇，陕西凤翔，四川绵竹，广东佛山等地的年画代表作品。这是一套在深入普查基础上精选的集成巨著，除收录代表性作品外，集成对每一产地的普查情况、流传使用、工艺制作等做了简要介绍。而与此相对应的，《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则对传承人的专访和记录更为详细。以陕西凤翔年画传承人邰立平的口述史为例，就包含了家族年画和个人的从艺史、凤翔地区的年画史题材及流派、年画张贴的地方风俗、年画制作的工艺流程与工具、材料以及当代年画生存的困境等，其他各卷也是按照这一体例框架记录的。两部著作对读，特别是通过民间艺人口述史的记录，我们可以全面了解中国年画的辉煌而又曲折的发展历史；了解中国年画的题材、流派与风格；还可以了解中国年画特殊的工艺流程。有了这种口述史资料，即便随着时代的发展，年画逐渐式微时，我们的后人也可以按照口述史资料将其复制出来，这可能就是年画传承人口述史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记忆。它的不足之处是它只是观照了代表性传承人，实际上中国木版年画的制作和传承是一种群体现象，那些非代表性传承人对中国年画的发展同样做出了贡献，木版年画的每一个传承人都应该得到关注和尊重。
口述史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因研究需要在做口述史收集工作，但很少有学者和机构专门做口述史收集、整理工作。许多历史亲历者因为年龄过高离开人世，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从口述史记录的要求来看，目前国家公布的“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都在执掌着某种技艺，是最适合做口述史的对象。这些传承人大都掌握一门专门的技术，又熟悉本行业的历史沿革、熟悉传统技艺，但由于从小学艺，文化程度（主要指文字写作能力）不高，在“非遗”项目的考察中如果学者们借助自己的文字记录能力，请传承人口述，将口述记忆记录下来，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功不可没。对于加速消亡的中国传统民间文化来说，以口述史方法对之加以记录、保存和利用，已是刻不容缓。
至于口述人的选择，大概有两种情况：对距离现实比较近、传承者比较多的传承群体，要对口述对象进行筛选，选择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做口述记录；而对距现实比较远、传承者年事已高的人，就要不管是不是代表性传承人，是旁观者还是亲历者，最好都做口述记录。中国“非遗”的抢救、保护，大概正处于前者向后者的转移过程中，尤其对那些多年来较少受到关注的“非遗”项目来说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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