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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素养这一概念从1994年由西方引入至今，业已成为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可以说，我们在探索适应中国内地媒介环境的本土化媒介教育[2]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内地的媒介教育无论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在教育实践层面，仍然存在着偏差与不足，亟需我们去弥补。本文就以媒介生态学的理论范式为指导，探讨当下新旧媒介技术交替动荡的传播生态下，中国内地媒介教育理论应该给予的若干转变，希望能为减少和弥补这些不足做出有益的尝试。
媒介教育全新的理论内核――媒介生态学
中国内地已有的媒介教育理论主要是借鉴外国经验并结合中国内地实际进行本土化的改良。在理论基础上也是以传统经验学派的功能理论和西欧批判学派的控制理论为理论构架的。前者从经验功能主义出发，而后者则从政治经济学切入。其研究重点也落在媒介传播内容对受众造成的影响，以及媒介控制背后，经济与权力的染指上。
经验学派的主要关注点一般是所谓媒介影响研究，特点是定性经验主义、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3]相应地，在此指导下我们的媒介教育多关注的是分析媒介内容对使用者或消费者的影响，并用经验主义的实证行为主义方法去帮助受众抵御媒介对人短期行为的负面影响。
“批判学派也关注大众媒介内容对社会的影响，但着重研究的是大众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媒介的所有权，是政治和公司对媒介的控制，以及它们如何在媒介内容的生产、销售与获取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关注的重点问题是，所有权的集中造成信息环境对人敏锐的社会意识和文化意识起到限制作用，而这个信息环境就包括媒介的内容，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因为信息垄断只会服务于政治、产业和公司的精英。”[4]在这种理论的观照下，我们的媒介教育也在施行一种政治形态的保护主义。“具体的主要是将媒介教育尤其是媒介分析作为一种消除学生受到传播者错误信仰和思想影响的工具。逐渐培养受众，主要是青少年，对媒体传播及运营的理性认识和批判思考的能力, 使其真正学会建设性地使用媒介内容。”[5]
可以说我们的媒介教育领域在这两个理论的支撑下，无论是从理论研究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还有许多我们没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忽视之处，尤其是在网络媒介迅速发展，并日益成为主导传播渠道的时代，我们面临的是全新的传播生态。技术的发展使受者转变为传受者，但是与技术环境发展脱节的传受者素养的缺乏却导致了一系列传播文化危机的出现，并引起我们所处的媒介环境连锁式的恶性反应。就像波兹曼说过的：“技术的变革不是叠加性的，而是生态性的。它不是增加或减少什么，而是改变一切。如果我们把握不好，这种改变很可能是悲剧性的”。[6]但显然，旧有的两大理论无法充分解决现在我们棘手的传受者素养问题。于是，引进一个全新的理论来支撑并指导新的传播环境下的媒介教育就成为一种必然，于是有传播学第三学派之称的媒介生态学呼之欲出。
媒介生态学起源于20世纪末，由北美的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整合而成的媒介环境学派所创立。它采用生态学的概念,将媒介视为一种生态环境,动态地研究媒介信息与技术及其结构对人类的认知、理解与价值观的影响,其理论范式的建构着力于诠释媒介技术和社会文化的关系,认为信息结构决定信息本质,并带来一系列的偏向。它创立了全新的生态研究模式框架,努力研究控制信息污染和信息鸿沟等传播生态问题,以维护宏观与微观媒介环境的生态平衡。[7]
它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视野，和管理学派以及批判学派不同，强调用生态学的路子去理解作为环境的媒介和技术，关注的是媒介和技术对文化和社会在形式上和根本问题上的冲击。[8]
它以结构主义为基础,将媒介环境视为感知和符号的结构。由于每一媒介特定的物理法则和符号结构,以及由此而来的时间、空间、认知、政治、社会和内容影响上的诸多差异,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自身带来了一套偏向(biases)。[9]也就是说传播媒介在将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个地方时并不是中性、透明或无价值的渠道，每种媒介形式所带来的传播模式必然会带有一种隐而不显的偏向,而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组织就是由业已内化的主导性的传播模式塑造的，因而这种理论的研究重点之一，就集中在挖掘这种隐而不显的偏向在人们的感知、意识或心灵活动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从此带来的对文化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信息领域的生态质量是媒介生态学关注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既然媒介生态学将媒介视为动态的生态环境, 那么使媒介生态环境的创造与维护向有利于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方向发展也就成为媒介生态学研究必然的题中之义。媒介生态学派致力于研究媒介传播结构和技术模式的环境影响的同时, 力求在征服与维护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 以理清媒介与人类社会的交互关系，从而确保媒介环境的生态平衡和良性循环。也就是说，媒介生态学不仅关注媒介技术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强调受众在通过对媒介技术的使用，不断塑造着媒介生态环境，这就更全面地揭示了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具体对于媒介教育来说, 媒介生态学则代表一种理论思维的转向, 它使我们可以超越技术理性的预设，本着功能主义和批判主义，围绕媒介功能、媒介内容影响力和媒介机构、市场运作而进行的受众教育，可以沿着技术批判的思路,以“文化、技术共生论”为指导，把和谐与平衡作为研究与实践的出发点，使我们的媒介教育真正起到“一种恒温器的作用”，在印刷技术向电子技术转变的过程中，帮助社会文化寻求一种保护与革新的平衡，从而对抗现在媒介生态结构失衡带来的文化成见，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技术的恶性循环。
在这一理论的全景意义下审视我国内地的媒介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不难发现有许多的不足与偏差亟待我们去弥补和改正。笔者仅从媒介教育的范式、内容、实践的主体以及实施途径与方法四个方面，进行粗略的探讨，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促进媒介生态学这一全新的理论体系与我们的媒介教育更加有效、深入、建设性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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