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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是近代民主革命家，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1912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宣布废除忠君、尊孔、读经，改革学制，修订课程，实行小学男女同校，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28年直接推动了国立杭州艺术院的建立。作为学者，他主张“学”与“术”的结合，将文化教育与民族未来的政治命运关联一体;作为政治家和教育家，他又主张超离现实政治。1917年他在北京神州学会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演说，强调在近代科学与哲学的发展以后，宗教对于智育、德育方面的影响力日渐减弱。宗教所具有的智识、意志、情感三种功能中，只有情感(美感)尚未脱离，美育被宗教作为刺激人的情感的工具而非纯粹的陶养性灵之术。他提出应该由审美教育来代替宗教。“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蔡元培的美学思想来源于德国哲学家康德美学的“纯粹美感”，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审美活动最终通向康德所说的人类精神生活的最终目标——理性。一个民族的历史只能按最高的精神价值来估价，而艺术远比政治、经济有价值。艺术对情感和想象力的培育，使人类超越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利益关系，成为文明演进的动力。1912年2月，从德国归来的蔡元培就提出了“五育”的教育方针，即在“军国民教育”、实利、德育之外，加上世界观和美育两种“超逸政治之教育”。对于审美的普遍性价值的信念使蔡元培坚信美育可以改变国民的道德水准，提升世人的情感，使之超越以现实利益为目标的政治，陶养性灵，日进于高尚
蔡元培早年受到欧洲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1903年曾与章太炎、吴稚晖共同创办“爱国学社”，并组织义勇队即后来的“军国民教育会”。他所主持的“爱国女校”，实际上是培养秋瑾这样的女革命者，“自36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1907年蔡元培赴德国留学后，从激烈的政治言论转向平和公正的学理。通过对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泡尔生的伦理学的翻译和学习，蔡元培拓宽了对生命的理解，“世界中一切事业，亦竟不能以寿命极短之人类猝定其价值”，这样，生命就不再局限于个体和现世政治，而进入人类文明的进化史。
基于非政治性的教育观念，蔡元培试图以一种理想化的方式将北京大学改造成为一个专门“研究高深学问”的大学，而非培养从事现实政治的官僚阶层。蔡元培受到以洪堡大学为代表的德国教育制度的影响，主张大学以追求知识自身为目标，即知识理念的追求，是为了培养人的精神与道德，而非现实功利。他所提出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正是这一内在学术理想的外在表述，这导致他在北京大学教师的选择聘用上，不问政治态度，只重其学问。
蔡元培的超越政治，并非指教育与艺术要脱离政治，而是指超越一时一事的“现实政治”，着眼于提升民族文化与精神素质，转变人的心灵的“长治久安”，这是一种更为长远的“历史政治”或者说“审美政治”。在这方面，鲁迅与蔡元培有内在的一致性，他在留学日本时，放弃对医学的学习，转向文学，注意到文学对于民族精神心灵的救治作用，超过医学对于民族个体的医疗作用。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对于改造国民素质，参与社会改革有着不同的路径认识，但是，只有蔡元培，明确地区分政治(意志)、科学(智识)与审美(情感)的各自独立性，强调艺术不要成为政治、科学的从属性工具，从而确立了艺术与审美在人类精神发展与文明演进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在这方面，林风眠、潘天寿等人都具有这种注重审美价值，以艺术陶冶人的心灵，改变国民气质的教育家眼光，并且将其潜移默化地深置于中国的学院美术教育中，成为中国美术学院的“学院精神”的重要构成基因。
林风眠
林风眠(1900—1991)是蔡元培最为赏识的艺术家和美术教育家，他追随蔡元培，积极贯彻其美术教育思想。蔡元培在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和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大学院院长的任上，两次力荐20多岁的林风眠担任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和国立杭州艺术院的校长。1926年3月，26岁的林风眠接任国立北京艺术学校校长，于1927年主持筹办了北京艺术大会，力推艺术走向社会，走向十字街头，反对贵族的享乐的艺术。1928年，林风眠在国立杭州艺术院校长任上，因其低调工作，美术界对他多有误解，他乃撰写《致全国艺术界书》一文回答。在文中，他深感中国缺乏艺术的陶冶，主要的原因，在于没有真正创造的艺术品，国人因没有东西可赏鉴而卑视艺术，不谈艺术，艺术愈趋愈下。
他谈到自己在北京艺专校长的任上，一是延续欧洲的工作，一是改造艺术学校，集中艺术界的力量，扶助青年作家，以打破艺术上对传统的模仿，倾向于基础的练习及自由的创作，更以艺人团结之力，举办大规模之艺术展览会，以期实现社会艺术化的理想。
在这篇文章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蔡元培在《以美育代宗教说》中的思想，即“人类为求知识的满足，所以有哲学之类的科目;为求意志的满足，所以有政治之类的方法;为求感情的充实，故于文哲政法之外，又有艺术，一方面创作者得以自满其情感之欲，一方面以其作品为一切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之助!”强调艺术是感情的产物，有艺术而后感情得以安慰。他专门讨论了以“艺术代宗教”之后，强调艺术的影响在于他的美与力，强调艺术是人生一切苦难的调剂者，调和生活的冲突，传达人类的情绪，使人与人之间互相了解，唤起大公无私的同情心，给予人间和平。
林风眠特别提示人们，“中国现代的艺术，已失其在社会上相当的能力，中国人的生活;精神上，亦反其寻常的态度，而成为一种变态的生活;小与人间，既失去人类原有的同情心，冷酷、残忍及自私的行为，变为多数人的习惯，社会前途愈趋险恶。”最后，他特别呼吁艺术界团结起来，创造更多的艺术创造品，集中国人对艺术的视线，增加社会上对艺术的认识。
林风眠早年和晚年的创作，都具有关注社会民生和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中年以后的艺术实验，不再拘泥于中国水墨传统而取中西融合的道路，对20世纪后期中国现代水墨的发展具有先驱性的深远意义。有学者认为，林风眠在国立杭州艺专的近8年时间，实施稳定的“专科”学制(实则为专科名义下的大学)，造就了一大批在中国现代美术和美术教育方面的著名画家和学者，其中的经验非常值得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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