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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界游街大会被拘留之北京高师爱国学生七日返校时摄
编者按
五四时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
五四的天空，是爱国的天空。那一代读书人在青春年华的激情和行为，影响了尔后的九十二年，这种影响还在延续。
当年五四爱国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吹响“民主”与“科学”的号角，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纪念这场现代中国的伟大思想革命？用好这笔宝贵的资源和财富？
本报特设专版，回眸五四，重温历史。92年白驹过隙，历史现场早被风雨涤荡，流失岁月永不再来。但我们总想回眸，不为新鲜与好奇，只希望一次次的回眸，能够有益于今天的坚守与开拓。
五四运动前后我都在北京大学读书，参加过新文化运动，因此，对那一时期北京大学的情况，多少了解一些。我的亲身经历使我深信：北大1919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指挥部，同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有密切关系。
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才改名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来之前，校名改了，本质并无什么变化，封建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1913年我考人北大预科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
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来北大，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
蔡先生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提倡学术民主，主张不论什么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应允许其存在；不同主张的教员，无分新旧，应允许其自由讲学，让学生自由进行鉴别和选择。
在蔡先生这种办学方针指引下，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和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蔡先生主校以后，许多学者名流来到北大，一时人才云集，面目一新。像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都来到北大教书。李大钊、陈独秀和他们一起，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展开斗争，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开拓了前进的道路。
蔡元培为了贯彻自己的办学方针，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例如，在他的提倡下，学校成立了各种学会(最有名的有“少年中国学会”，由李大钊、邓中夏主持)、社团(如《新潮社》等)、研究会(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还有“静坐会”等体育组织。蔡先生还亲自主持成立了一个“进德会”，师生都可入会，条件是：不嫖、不赌、不娶妾。学校还开音乐会，办体育运动会，允许成立学生自治会。总之，是要努力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到研究学问、研究大事上来，让学生有正当的文体活动，有健康的、高尚的爱好和情操。因为各类学术政治团体纷纷成立，校内经常举办讲演会、辩论会，思考和讨论之风盛行，师生都活跃了起来。无论在教师还是学生中，都有左、中、右，有共产主义者、三民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有立宪派，甚至有帝制派、复古派(如中文系里的“国故派”)，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从那以后，学生们打麻将、吃花酒的越来越少，研究学问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越来越多。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北大名副其实地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了。
蔡先生当时声望很高，但不轻视青年人。记得我当时作为一名学生，曾经向蔡提出：北大“中国哲学系”应改为“哲学系”，以便包括世界各国的哲学。蔡先生不因人废言，接受了我这个青年人的建议，后来就在北大成立了“哲学系”，讲授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哲学史和哲学流派。另一个例子：梁漱溟比我小半岁，投考北大未被录取，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蔡先生看了认为是“一家之言”，就破格请梁漱溟来北大任教，讲印度哲学。
蔡先生当校长期间做的最骇人听闻的事是开放女禁。那时有一个勇敢的女生王兰(王昆仑的姐姐)向蔡先生请求入学，蔡就让她到北大当了旁听生。这件触动了封建主义神经末梢的小事，当时轰动了全北大、全北京。此后招生时，就允许女生和男生一样地应考了。
那时，由陈独秀等主编的《新青年》办得非常吸引人，畅销全国，李大钊同志等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我们学生组织了“新潮社”，由“新潮社”办了一个杂志，名叫《新潮》，与《新青年》相呼应。《新潮》的影响也很大，一出版即在一星期内销完，以致再版和三版。那年头，办杂志要赔钱，我们通过文科学长陈独秀向蔡元培先生请求帮助，蔡就决定由教育经费拨款支持办了这个刊物。
北京大学的变化影响到了北京其他一些高等院校。如北高师、女师、法政专门、俄文专修、高工、高农等，也仿效北大的样子，成立了一些社团组织，有时还和北大合搞一些活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校共5000名学生游行示威，有32名学生被捕，关在北河沿，其中北京大学就有20名。蔡元培先生本人虽然在五四当天没有参加游行，但他的同情是在学生一边的。他曾经以北大校长的名义营救被捕者，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反动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五四运动得到广大的工人、商人、学生的拥护，他们举行罢工、罢市、罢课以示支持。北洋军阀的头头们害怕弄得不可收拾，过几天就把抓去的学生释放了。
固然蔡先生有勇气，同学们也有勇气，可是北洋军阀的势力也很大。5月4日学生游行示威之后，段祺瑞的有力助手、陆军次长徐树铮就命令他的部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炮口对准北大示威。在这样严酷的压迫下，蔡先生只好剃掉了留长的胡子，混上了火车，又到了欧洲，校务由他的秘书长蒋梦麟维持了下去。
编者注：5月7日，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决定释放学生。5月8日拟下令查办蔡元培并内定马其昶为北大校长。5月9日，蔡元培“引咎辞职”，秘密出京。五四运动取得光辉胜利后，在北大师生与各方人士的强烈要求之下，蔡元培于9月12日由杭州返回北京，重新主持北大校务。
（本文发表于北京《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9期，此处有删节）（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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