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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有关20世纪中国艺术的现代化进程与其在全球化文化交流中的特殊性，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的一批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如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人有关美术的功能、特征、意义等见解，以及他们对于中国美术发展的基本思路。这种基本思路就是美术对于国民文化、道德、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作用。这一思想后来由中国共产党所接受，以毛泽东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为经典论述，突出了美术服务于社会与人民解放事业的现实主义特质与功能。新中国成立后，由徐悲鸿建立的美术教育体系将具有功利主义特点的现实主义美术逐渐普及全国，并形成了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统一性话语权力的美术创作思想，进而深刻地影响了半个世纪以来的主流美术，也间接地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家对于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与干预意识。如果一定要从中国传统美术中寻找这一思想的文化根源，那么先秦孔子对于艺术和审美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论述反映了中国主流的美学思想——“文以载道”，即艺术要符合“仁”的要求，包含道德的内容，是“美”与“善”的统一。但是如果深入了解蔡元培的学术思想和美学观，可以知道他的艺术观和美术教育观涉及更为深刻的内涵，与我们熟悉的现实主义美术观殊为不同。
20世纪初期的中国美术发展，深受西方美术传入的影响，体现在美术教育方面，是传统美术“师徒相授”的教育模式被西式的“学堂”教育所逐渐取代。
李大钊
自1898年“戊戌变法”后，清政府推行“废科举、兴学堂”的改革措施，以攻读“四书”、“五经”和博取功名利禄为宗旨的科举教育逐渐为重视科学知识包括美术教育的学校教育所取代。分析中国早期留学生的学习内容和兴办的学校类型，可以看到，在美术方面，最早是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职业化教育的实业学堂，其中的美术教育内容主要是有关地图测量、机器制图等手工图画，它来自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革新理想。正如康有为(1858—1927)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所说：“今工商百器皆藉于画，画不改进，工商无可言。”1902年(清光绪2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中规定，学堂大致采用日本学制，并且明确规定高等学堂、中学堂和小学堂部分科别须开设图画课。此后才逐渐转向第二阶段着重培养师资的师范美术教育(典型的如1906年的两江师范学堂)。第三个美术教育阶段则是专业的纯美术教育机构的出现，西方的油画、雕塑等纯美术专业教育逐渐成为新式美术学校的重点，但即使是成立于1918年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和1928年成立于杭州的国立艺术院，也还保留着图案专业，显示了早期美术教育的实用色彩。
鲁迅
1913年，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主管美术的著名作家鲁迅先生(1881—1936)发表了他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提出美术可以致用于现实的三种目的，一是美术可以表见文化，即以美术征表一个民族的思想与精神的变化;二是美术可以辅翼道德，陶养人的性情，以为治国的辅助;三是美术可以救援经济，通过美术设计提升中国产品的形制质量，促进中国商品的流通。鲁迅的美术思想是一种“大美术”的思想，即只要能够“用思理美化天物”，雕塑、绘画、文章、建筑、音乐，都可称之为美术。
五四时期的启蒙人物还有陈独秀(1879—1942)、李大钊(1889—1927)等人，前者主张对传统中国画进行激进的“美术革命”，引进西方美术教育中的写实主义;后者强调美与劳动、工作、创造的密切关系，鼓励人们“在艰难的国运中建造国家”，贯穿了一种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积极进取精神，实际上提示了一种对新的民族精神的期待。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的核心理念，即提倡从西方引进的“科学”与“民主”，提升中华民族整体素质，进而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五四新文化运动隐含的意图不仅在于引进西方的文化产品，同时也引进西方的意识形态，艺术与审美教育在这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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