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出家前曾亲手毁掉了艺术家的李叔同，曾折笔藏印，分遗藏书。并于剃染后发誓：非佛书不书，非佛语不语。其持律之严，人所共睹。为什么到了晚年，却一反固常，不但于讲经弘法时多引儒家故实、警句，而且亲编儒家《格言别录》101条？

李叔同出家前是一位大儒，大诗人，大艺术家，这是毫无疑问的。出家后他就成了一位大和尚，大法师，大德高僧，这也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他在出家前曾亲手毁掉了艺术家的李叔同，曾折笔藏印，分遗藏书。并于剃染后发誓：非佛书不书，非佛语不语。其持律之严，人所共睹。为什么到了晚年，却一反固常，不但于讲经弘法时多引儒家故实、警句，而且亲编儒家《格言别录》101条，在《改过实验谈》中开宗明义便说：“谈玄说妙修证次第，自以佛书最为详尽。而我等初学之人，持躬敦品、处事接物等法，虽佛书中亦有说者，但儒书所说，尤为明白详尽，适于初学。故今多引之，以为吾等学佛法者之一助焉。”同时期(1934年)，大师给俗侄李晋章致函曾约其购《昨非录》一书，信中说：“四十年前津人喜白摺小楷，恒用《昨非录》，系翰林分写小楷石印精本，共二册，其文字皆嘉言懿行，颇可流传”。等等。

举凡这些对儒学的格言、家训、诗文摘句，在《晚晴老人讲演录》中所辑尚多，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人怀疑是不是学术探讨的悖论，千萦万转最后又回到思维的原点。其实，从文化深层考虑，这决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精神复归，也不是李叔同的“恋儒情结”，而是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碰撞的结果。因为这时的弘一大师已在佛门修持多年，道岸弥高，虽然那些格言联语，从字面看还是原来的词语，但在大师的眼里，却有了另外的含义，它已不是原来儒学发展时期带有极大功利性的教条，而是用来启蒙佛童修道正身带有普适性的教材了。弘一大师晚年以释观儒，徜徉于儒释两道之间，又不丝毫混淆两者的界限，这于儒于释都是一种创造性的发展。

李叔同青少年时代受到极良好的儒学教育。从蒙学全书中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到《古今贤文》、《幼学琼林》；从《格言联璧》、《千家诗》到《史记》、《文选》。不但涉猎广泛，而且转益多师，广纳博采，儒学的底子打得十分坚实、深厚。人称其为“浊世佳公子”，可以想见他当年的儒雅风度、道德情操的一斑。但他生活的时代已是儒家的末世，西风东渐，一些西方的新知识、新理念，通过严复、梁启超、蔡元培等人，很快翻译介绍到中国，就像是一座紧闭的深宅大院，忽然吹来了一股清风。李叔同敏感的神经很快嗅到了这股清新气息。他先是赞成变法维新——“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接着，到上海南洋公学接受“新学”教育；旋又去日本留学，学习西方文化、艺术。在上海的七年和在日本的六年，是他求学的黄金时代，使他的知识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不但有东方儒学的深厚文脉，也有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后来李叔同走入佛门，但其仁厚之心，慈悲之怀却终始如一。他以慈悲看智慧，这正是佛性的一体两面。智慧主静，慈悲主动。一为存在，一为变化。慈悲是智慧的动觉形态。佛教谈空，空是智慧的东西，而慈悲则与众生世界相应。因此，智慧是万物的一性，而慈悲则是万物的多性。李叔同将“仁舟”化为“慈航”，正是他由一性变多性、由有限变无限的结果。

做了和尚的李叔同的头上，仍然笼罩着艺术家的光环。甚至有人把他看作艺术和尚(如黄福海)。他起初很为此感到困惑和烦恼。到了晚年，佛道研修日臻极境，对艺术的思考也就不津津于形式和技巧，而着眼于宏观气象，大善至美，艺境和禅境在认同机制上有了某种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