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年代引发跨时空争论
经过了千余年的流传，历代鉴赏大家对于这件草书《平安帖》的完成年代看法各不相同。文征明和乾隆都认为这是王羲之的真迹。徐邦达在论考此帖时曾说：“本帖应为南宋中、晚期勾摹本，其勾摹水平相等于今见之《上虞》、《干呕》二帖。”王羲之《上虞帖》与《干呕帖》现分别为上海博物馆与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晚明学者王世懋则直接指出了勾摹者的姓名——他怀疑为米芾所为。米芾所临的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札，常被后人误以为两人的真迹，所以王世懋的看法也不可算是空穴来风。
在纷繁复杂的年代考证观点中，认为是唐代临摹本的人最多，有文嘉、孙鑛、吴其贞、顾复、安歧等人。在《钤山堂书画记》中，文征明的次子文嘉并不同意父亲对于《平安帖》的意见，始终认为是唐摹本。
尹光华认为，到目前为止，虽然还没有别的证据可以确断《平安帖》的确切年代，但其绝不晚于宋代则是可以肯定的。金运昌将王羲之书法传世临摹本分为极品、上品和下品三个档次。日本皇室收藏的《丧乱帖》、辽宁省博物馆藏《姨母帖》等被认为是极品。而《丧乱帖》在很多人看来，是最像王羲之真迹的存世古帖。金运昌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快雪时晴帖》、《远宦帖》，天津博物馆藏《寒切帖》、《干呕帖》，上海博物馆藏《上虞帖》，以及即将拍卖的草书《平安帖》均归为上品。他说：“‘上品’时代在唐宋之间，钩摹技术较之上述‘极品’略逊一筹，但摹写认真，忠实原作，故仍不失为艺林至宝。”
当代碑帖专家林义则认为，草书《平安帖》应为南宋时勾摹本，它与《绛帖》刻本是依据同样的底本精细摹写出来的。《绛帖》内此《平安帖》前人著录皆称“告姜帖”或者““告姜道帖”，帖文有9行。其前有《得凉帖》，后有《百姓帖》。草书《平安帖》仅存4行，缺少后5行帖文。完整帖文为：“十二月六日告姜道等岁忽(一行)终感叹情深念汝不可往(二行)得去十月书知姜等平安(三行)眷故不平復悬心顷异寒(四行)各可不寿以差也吾近(五行)患有痛今渐差(六行)献之故诸患勿力(七行)不具二夕告姜等平(八行)安寿故(九行)。”
“摹本是否出自唐宋人手，要注意几个因素：一、合乎王羲之的笔迹风格，摹写精良；二、有宋以上的著录或古法帖作为依据；三、纸、绢或装裱符合唐、宋时代；四、可靠的题跋和印鉴(往往只是一部分)以反映流传历史。”林义如是说。
或为千年前的宋临本
流传至今的王羲之书帖大都由书法名家“临”或“摹”而成。“临”是看着真迹临写；“摹”是把纸蒙在真迹上用淡墨细线勾出轮廓再加以填墨，也叫“双勾填墨”或“响拓”。而在存世作品中，唐摹本最为接近王羲之书法原貌。
唐太宗李世民是王羲之作品的痴迷者。他遍求天下王羲之书迹，“智取”《兰亭序》并将其带进坟墓的故事已经广为流传。此外，唐太宗还命令内廷供奉摹写书法高手赵模、韩道政等人，摹写王羲之书法。
公元697年，宰相王方庆献出他十代祖王羲之、九代祖王献之等王家一门28人的墨迹珍本十卷给武则天。在唐太宗搜罗尽王氏法帖之后，武则天能得到这十卷书法真品，虽然喜出望外，却没有将其“霸占”。她命宫中擅长临摹的人用双勾填墨法复制摹本之后，又把原件加以装裱，重新赐还给王家，并嘱咐王方庆和他的后代子孙好好守护祖先的手迹。
王方庆和他的子孙并没有能够信守承诺，这些真迹早已不复存在。而收在内府的十卷摹本历经朝代变更，火灾劫难，到清末只剩下一卷，保留了王羲之的《姨母帖》、王徽之的《新月帖》、王荟的《疖肿帖》、王献之的《廿九帖》、王志的《一日无申帖》等书帖，目前被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称为《万岁通天帖》。
草书《平安帖》却是绢本，这在古摹王羲之的帖子中是很少见的。在金运昌看来，唐人以“双钩廓填”法摹帖多用纸本，他们是在认真地作学术意义上的“拷贝件”，所以往往连原作上的破损痕迹也忠实勾出。薄麻纸，特别是经过烫蜡处理过的“硬黄纸”，透明性好，便于进行这样的勾摹。绢的透明性较差，无法精细勾摹，只适合临写，然后再以勾描的方法进行一些修正。“对于草书《平安帖》的材质，徐邦达已经确认是宋绢，此帖的性质，严格说应叫宋临本。宋代创作这件作品的人，不用纸摹而用绢临，主要是想通过材质的高贵让人相信这是王羲之的真迹，造就一件可以乱真的‘文物复制品’，”金运昌说，“当然，这并不贬损《平安帖》的价值。千年古物，不管当年的摹制动机如何，其传承右军书道的功能，对于今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虽然是上千年前的临摹，以绢为材料却有着独有的优势。尹光华说，用“硬黄纸”摹了之后墨进不去，多次装裱之后墨就越来越淡，而写在绢上的字，墨直接渗到绢里去了，虽然历经千年传承，墨还是很好。
传世国宝价值几何？
在现存唐摹王羲之书法作品中，《快雪时晴帖》、《远宦帖》和《奉桔帖》、《平安帖》、《何如帖》三帖均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三帖，《孔侍中帖》、《频有哀祸帖》二帖和《游目帖》都在日本；《姨母帖》、《初月帖》在辽宁省博物馆；《寒切帖》在天津艺术博物馆；《行穰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附属美术馆。
2006年3月，在上海博物馆与东京国立博物馆联合举办的“中日书法珍品展”上，3件来自日本的王羲之书法《丧乱帖》、《孔侍中帖》和《妹至帖》回国省亲曾引起轰动。《丧乱帖》为日本皇室收藏，深藏于正仓院中，《孔侍中帖》是日本著名的图书馆前田育德会的藏品，而《妹至帖》则是私人藏家中村富次郎的藏品。
一年多后，香港佳士得宣告将在其2007年秋季拍卖会上推出《妹至帖》，估价2400万港元。《妹至帖》长25.3厘米，宽5.3厘米，共两行，17字。有日本专家猜测，《妹至帖》很可能是奈良时代经“舶载”流传到日本。该帖1973年在日本五岛美术馆的“昭和兰亭纪念展”上首次公开露面。然而，2007年的香港佳士得秋拍受到经济危机的强烈冲击，《妹至帖》起拍价1500万元，现场只有少数买家参与竞投，叫至2100万元时便无人响应，最终流拍。
在日本专家眼中，《妹至帖》与《丧乱帖》、《孔侍中帖》运用同样的纸张，技法相似，保存状态良好，却无法得到中国专家和藏家的认可。金运昌说：“没有任何款识、题跋与鉴藏印记，也未见著录与其它背景材料。尽管轰动一时，但最终流标，未能获得收藏界的认可。此事充分说明了在传统书画收藏中‘传承’与‘帮手’的重要作用。”
半年前，黄庭坚的《砥柱铭》曾以4.368亿元的价格创造中国艺术品拍卖新纪录。对于王羲之草书《平安帖》的最终价格，中国嘉德显得格外谨慎，仅仅保守地估计，其成交价“应该能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