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 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12个项目名列其中。但是，“游乐园式的遗址公园建设”受到专家的质疑。他们认为，对遗址公园进行商业性开发的行为，违背了遗址保护的初衷;发展文化经济，应该遏制文物保护背后的地产冲动。

假如失去历史，你会不会恐慌?

1　如何保护？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大项目、大融资、大投入、大策划”的模式受到质疑

10月20日，由文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联合主办的2010中国南京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开幕，来自16个国家、44个城市的市长出席了在南京长江之滨、秦淮河口举行的开幕式。在城市建设、城市更新中，历史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然而破坏事件仍时有发生。

曾经被呕心沥血保护的古建筑，却以建设的名义惨遭荼毒。现在，以高楼大厦为标志的新北京拔地而起，牌坊、宫门、城墙没有了，四合院一个接一个“蒸发”掉。留下的，只有那些孤零零的纪念碑供人们拼凑零碎的记忆，如元大都城垣遗址、皇城根遗址公园。

在老北京兴高采烈被建设成新北京时，历史文化只剩下不足老城面积17%的25片保护区。与此同时，欧美国家旧城保护范围可以达到全城80%乃至100%。建设中“迷失”的不仅是北京——鸦片战争战场定海古城夷为平地;长沙福源巷37号“左公馆”一夜之间被铲平;襄阳部分宋明城墙一夜之间被推倒;遵义会议会址周围的历史建筑一拆而光;安阳穿城修路严重破坏历史街区;福建的三坊七巷名存实亡;南京老城已经拆迁改造完毕;济南投入22亿“巨资”拆迁了44万平方米、43个片区，大量特色街道消失在推土车轮下;开封覆盖着现代化的草坪;郑州以“一路、一区、一城”为标志，古城全部翻新……在“旧城改造”的名义下，历史文化名城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创伤。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独具特色的“曲江模式”令人瞩目。然而，文物保护专家却对这种发展方式提出质疑。他们提出，高速发展的产业园区对文物和遗址保护已经造成相当程度的破坏。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前提下，如何保护好我们的文化遗产，是当下地方官员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学者们的质疑还包括，部分地区利用文物提升景区周边的商业地价。有资料显示，2003年，曲江新区的土地为每亩30万元到50万元，到2009年，出让价格为每亩300万元到600万元。在近年全国抑制房价的大背景下，曲江部分楼盘的价格甚至高达每平方米4万至6万元。“2010年，大明宫无疑将成为西安高端地产聚集的核心板块，前五年，看‘曲江’，后五年，看‘大明宫’。住宅作为不动产，其最重要的特征和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地段。大明宫地产板块，随着10月1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面向全球的开放，将成为西安最具投资价值的房地产板块。”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高调宣称。

“曲江模式”在众多大项目的开发建设中逐步形成。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杨书民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中说，“曲江模式”的核心内容可以归纳为“文化+旅游+城市”。在实际操作中，“曲江模式”的未来愿景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的设想。“我们所说的曲江已经不仅仅是曲江40.97平方公里的概念了，它是由一个核心区和五个辐射区构成。我们已经辐射到陕西法门寺文化景区、楼观台道文化展示区、临潼国家旅游休闲度假区、西安城墙景区等，总面积达到126平方公里。未来还要辐射投资到延安、渭南、汉中等多个地方。”杨书民说。

2　如何经营？错误观念比战火更具破坏性

文物变相作为资产经营有违法规

“多少年来，我们为文物保护奔走呼号，可是，违法违规的事情还在屡屡发生。”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宿白、徐苹芳、张忠培、黄景略等明确表示。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主要的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基本是由谢辰生等专家主持起草或执笔。如今，89岁的谢辰生依旧在全国各地为了文物保护而奋力奔走。他几次上书国家领导人并获得批示，竭尽全力抢救各地濒危的遗址，7年前，他为保护北京古城而上书温家宝总理，发出“我已决心以身殉城”的誓言，今天，“我一次次面临历史文化遗产遭遇保护性开发的尴尬”。

8月20日，谢辰生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一则题为《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即将建成》的消息。消息说，“这是列入国家‘十一五’大遗址的保护的项目，总投资逾1400亿元”，工程“旨在打造中国最大的露天古代宫廷文化遗址博物馆”，谢辰生说。“尽管不久前西安方面申明投资不是1400亿元，而是120亿元，但对公园的方案内容并未否认。”

大明宫1300年前曾是唐朝的皇宫，是唐朝200多年的政治、文化中心。它建于唐太宗贞观八年，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宫殿群之一，唐朝21位皇帝中有17位皇帝曾在此处理朝政。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是我国“十一五”大遗址保护的重点工程，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实际上，“120亿元的投资让这个具有重大考古价值的文化遗址变成了迪斯尼式的游乐园。”谢辰生说，“这种做法违反了文物保护原则，也违反了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几十年来，他曾经为增加文物保护经费而不断奔走呼吁。与每年杯水车薪的文物保护经费相比，这个建筑在遗址之上的游乐园的浩大投资令他错愕不已。正因为这座遗址公园，西安有关部门一度与有关文物单位发生了矛盾。“在遗址内有十几项工程，其中只有三项经过有关文物单位批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说。谢辰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严格规定，在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动土兴工必须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而此事西安市根本没有向文物部门报批。文物部门数次干涉未果。至7月份楼已全部建成，而且遗址内还种下一千多棵大树。

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徐苹芳则对大明宫遗址公园用“考古”手法“破坏国家遗址”——“地面添平，两层界面，古今分治，上下不一”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西安在20世纪30年代、70年代曾经分别作过两次地形考察，地形图等高线表明，尽管西安城经历了千余年的变化，但是并未触及大明宫遗址，以遗址的六个高岗(六坡)为例，大明宫的最高点在韩元殿，其余几处制高点都建有庙、观等重要建筑，唐朝人对地形的利用表明了当时已具有科学的城市规划能力。严格说来，大明宫的考古工作，除韩元殿等几处重要遗址，尚未完成。但是现在，大明宫遗址被粗暴填平，特别是在太液池附近建起了地下博物馆，这对国家文物是一种极大的破坏。未来大明宫考古工作如何进行?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错误观念比战火更具破坏性，目前，西安将几乎所有重要的文物、旅游开发项目都交由曲江新区管委会打理，文物变相作为资产经营,这与有关法规精神相悖。”谢辰生说。

3　如何获利？地方政府面临GDP考核压力

遗址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应该两全其美

“罗马人懂得一根柱子倒了，是不能扶起来的，因为这是时间老人和历史巨人的行为。如果扶起来，修补好，历史时间随即消失。谁敢去改动历史?”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认为遗址公园化的倾向是对历史文化的破坏：“近年来，一种有害于文化遗存的做法正在相效成风，这就是：遗址公园化。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混同着低俗的审美，正在把一个个遗址变成俗不可耐的公园。一旦文化服从了经济，以经济为目的，则必按照商业规律来改造自己。”

2009年6月，国家文物局和杭州市在良渚举办“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中国考古界在此提出“大遗址保护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良渚共识》。

“大遗址保护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四有’保护，一种是制定保护规划，纳入城乡建设发展规划。第三种建设国家遗址公园。国家遗址公园尽管不是保护大遗址的最好方式，却是目前最有效的一种方式。一直以来，各地的考古遗址保护工作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成熟的模式可供借鉴，这也导致很多考古遗址受到保护性破坏。”张忠培说。“但是建设遗址公园，不等于将遗址公园化。大明宫建设方式违背了国家遗址公园的初衷，是错误的。”

“目前，大多数地方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层面。”9月6日，“中国石家庄·正定古城文化保护论坛”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严肃指出，珍惜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绝非只是出于文物工作者的个人爱好，更不是因为这是赚钱的品牌和古董，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和珍惜我们民族的历史，保护、珍惜人民群众的心理归属和情感需求。“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精神层面。丢失了文化遗产，我们就会心无所依，怅然若失，难以找到回家的路。”

也是在此次论坛上，“曲江模式”，再次受到文保专家的“炮轰”。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舒乙将“曲江模式”形容为：挂着文物的“羊头”，卖房地产的“狗肉”。“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官员来说，‘曲江模式’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官员能否抑制追求短期利益的冲动，将是中国文化遗产能否走上科学保护之路的关键之一。”

应该警惕的是，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建设热潮之后，在发展文化产业园区的大纛下，又一轮大规模破坏历史文化遗产的浪潮在推进，在这股愈演愈烈的浪潮背后，是终将祸及百姓的地产图谋。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初期以投入为主，收益可能慢慢才能显现，地方政府可能会因此面临巨大的GDP考核压力。由于一些地方官员任期较短，急于在任期内有所表现，受难以抑制的“GDP冲动”驱使，在古城的开发中表现得急于求成。江苏某市一位文物局局长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在当前“经济城市”发展模式和政绩考核体系下，为了古城保护，城市的GDP排名落后，市委书记、市长每次到省里开会都很难受。在国际上因古城保护获得最多赞誉的城市，往往是因GDP排名落后而屡屡被批评的城市。一热一冷之间，地方政府的日子很是难过，“如果领导没有定力，他可能会很彷徨。”他说。

保护文化遗产要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在国际上，早期由国家组织实施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最先考虑的基本上都是社会效益。政府设立机构，制定法律规章，投入保护资金。开始时阻力很大，但数十年后，人们发现当初对文化遗产保护花力气大的地方，正是今天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好的地方，是生产力发展最有效、最持久的地方。

历史文化遗产在经济建设中被毁坏，曾是许多国家的“伤心史”，英国建筑专家委员会统计，英国仅20世纪70年代旧区改造所造成的建筑破坏竟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炮火摧毁的还要多。“比战争还严重的破坏令全世界痛定思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重蹈着这些国家的覆辙。”舒乙说。

曾有人问：“在一个城市中，当你看不到500年前的影子，看不到100年前的影子，甚至连50年前的影子都找不到时，你会不会感到恐慌?”这些问题或许不难回答。关键在于，遗址在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后，如何平衡考古、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如何用刚性的制度来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在鳞次栉比的城市更新浪潮中为历史留下足够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