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5日-16日，我应邀到河南郑州为嵩阳学院国学大讲堂讲演。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新民所长得知此事，立即与国学大讲堂负责人韩国河教授联系，邀请我去考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在考古发掘的安阳西高穴大墓。西高穴大墓近年来由于多次被盗掘，河南省文物管理部门为了使这座大型古代墓葬不要进一步被破坏，2008年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于同年12月开始对其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其间河南省文物局、国家文物局也曾召开几次关于西高穴大墓的学术论证会，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有参加那些会议。一是由于我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帝王陵墓考古研究(尤其是汉唐时代帝王陵墓考古研究)，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朋友，希望我一定去西高穴大墓考察，提出我对西高穴大墓的看法。二是我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期间，我们考古研究所在河南的考古发掘工作，一直得到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领导和朋友们的大力支持。老朋友的盛情相邀，使我改签了12月17日返京的机票，17日早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车送我到安阳西高穴大墓考察。

西高穴大墓的考古发掘工作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潘伟斌同志主持，他全程陪同我的考察。潘伟斌同志在安阳市等候着我，我们从安阳市驱车刚刚到达西高穴大墓考古发掘工地，河南省文物局局长陈爱兰同志就给潘伟斌打来电话，她要求潘伟斌同志认真记录我在西高穴大墓考察中所谈到的各种学术意见，然后原原本本汇报。陈爱兰局长又与我通话，她说因为她正在开封主持一个全省的文物工作会议，实在离不开，无法陪同我在西高穴大墓考察，并且真诚地希望我把西高穴大墓考察的学术意见，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们。对于河南文物管理部门老朋友的这种真情实意，我备受感动!

我和潘伟斌同志首先驱车考察了西高穴大墓发掘工地现场，工地附近已经被围了起来，外边的人无法走进墓葬发掘区，多名身着黑色衣服的“特保”(“特别保安”)守卫着工地，进入工地需要“特许证”。我佩戴上发掘现场管理人员给我和潘伟斌同志的“特许证”，进入发掘工地现场。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规模巨大的西高穴大墓，它们实际上是由南北并列的两座坐西朝东的大墓组成，两座大墓编号为一号墓与二号墓，其中前者居北，后者位南。当时二号墓考古发掘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一号墓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从两座墓葬的规模来说，二号墓远大于一号墓，如果把两座墓视为“一组”的话，显然一号墓为主墓。这与秦汉时代的墓葬排列规律基本一致，秦汉时代凡属南北并列的两座墓，一般是主墓居南;东西并列的两座墓，一般是主墓居西。潘伟斌同志告诉我，西高穴大墓开始考古发掘之前，墓葬地面之上没有封土(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坟头)，这里与周围相比，地势最高。我和潘伟斌同志从已经考古发掘出来的斜坡墓道，一步一步走入地面以下15米深的墓室，从墓门进入墓室的前室，左右环顾着南北两边的侧室，然后又最终进到后室，在昏暗的光线下，我和潘伟斌讨论着墓室内看到的各种遗迹与遗物出土情况。如果不是考虑时间问题，我们在那里有说不完的话。

西高穴大墓的二号墓平面为“甲”字形，即:墓葬有一条长墓道通至墓室，墓室平面为“吕”字形，即东西排列着前室与后室，二室的南北两侧各有一个侧室(也称耳室)。我仔细询问了潘伟斌同志关于二号墓各个部分的大小尺寸，他告诉我:二号墓墓道长约30米、宽约10米。墓门为石门，高约3米、宽约2米。墓室的前室与后室平面均为近方形，大小相近，边长约3.8米;前室的南北两个侧室平面为长方形，南侧室南北长3.6米、东西宽2.4米，北侧室南北长1.8米、东西宽2.8米。后室的两个侧室均为长方形，规模相近，南北长3.6米、东西宽1.9米。前室和后室均为四角攒尖顶，墓室高约6米。墓室之内地面铺置石板，石板一般长宽在90厘米左右，大者达1.3米，石板规格之大，在东汉晚期与魏晋时代同类墓葬中前所未见。看到二号墓的形制与规模，我已经判定这是一座时代属于东汉晚期、规格应为“诸侯王”一级的墓葬。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得不离开西高穴大墓考古发掘现场，马上还要去考古队驻地考察二号墓出土的各种遗物。在考古队驻地的考古发掘出土遗物库房中，潘伟斌同志把二号墓出土的文物一件一件给我小心翼翼的拿出来，我看到墓内发现的颇具时代特色的多枚刻字石牌、画像石残块、东汉五铢、许多正在拼对与粘接的陶瓷器(如青瓷罐、陶灶、陶仓、陶罐、陶豆、陶耳杯等)、铁镜、铁甲片、铁剑、铜车马器和日用器、用于装饰的金银饰品、石璧和玉珠、玛瑙饼、水晶珠、玉佩等，尤其是当我看到放在我眼前墓室出土的3个人头骨，顿时使我感到一千八百多年前的墓主人似乎就在我身边。潘伟斌同志告诉我，这3个人头骨经我的同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专家王明辉鉴定，性别为一男二女，男性年龄在60多岁。

看完西高穴大墓的现场和二号墓出土遗物，潘伟斌同志征询我对二号墓时代、级别、墓主的意见。我当时已经意识到这一考古发现的重要意义及重大影响。但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就要对文化遗产自身有个准确定性。我完全同意潘伟斌同志的看法，这应该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曹操的墓葬。当时作出这样的结论，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一、西高穴二号墓的时代应为东汉晚期。从已经考古发现的东汉晚期大墓形制看，前者与后者基本相同;从出土遗物来看，五铢钱、画像石、相关陶器等，均为东汉晚期遗物。这与曹操去世的时间是一致的。

二、从西高穴二号墓的墓葬形制来看，其与已经考古发掘的同类型东汉晚期诸侯王墓形制基本相同。墓室的石门设置、大型铺地石板的使用，四角攒尖顶的墓室顶部，都反映了二号墓墓主人的高等级身份。总结以上两点可以说西高穴二号墓是东汉晚期诸侯王级墓葬。这与曹操墓的身份、地位是一致的。

三、西高穴位于邺城遗址以西14公里，东汉晚期西高穴一带为邺城所辖，当时曹操被封为“魏王”，邺城就是魏王曹操的都城。根据中国古代传统，帝王去世应该葬于其都城附近，其都城范围之内不会安葬其他王国的国王，这个制度终中国古代社会的历代王朝而不变。基于上述历史规律，东汉晚期的魏王曹操都城邺城范围之内，只能安葬魏王，而魏王在东汉晚期又只有曹操一人，因此作为邺城附近的东汉晚期诸侯王墓级的西高穴二号墓，只能是曹操墓。

四、二号墓之中发现的7件石牌(还有1件是盗墓者交出的)，均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或大戟、短矛等)”刻铭。曹操生前为“魏王”，公元220年1月去世后，谥号为“武王”，220年10月曹丕称帝，又谥曹操为“武帝”。石牌之上刻铭魏武王应即与公元220年1月曹操去世下葬的称谓是吻合的。

五、在西高穴村村西，1998年4月村民徐玉超挖土时发现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其中刻铭有:鲁潜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名堂二百五十步。”上述墓志说明，鲁潜墓与曹操墓均在今西高穴村，也就是说现在发现时代属于东汉晚期的西高穴二号墓就是曹操墓。

六、通过西高穴二号墓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曹操终年66岁，二号墓出土男性头骨的体质人类学鉴定约为60岁左右，二者是基本一致的;考古发现西高穴二号墓没有封土，曹操生前明确提出墓葬要“不封不树”，考古发现验证了曹操的“言行一致”，进一步佐证了西高穴二号墓乃曹操墓;晋人陆机《吊魏武帝文》、北魏《水经注》和唐代《元和郡县志》等历史文献记载，曹操墓在邺城之西的高岗之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曹操墓东距邺城三十里，西门豹祠东距邺城十五里。考古发现的西高穴二号墓所在地地势较高，其东7公里为西门豹祠遗址，二号墓东14公里为邺城遗址。上述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西高穴二号墓对照，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佐证了西高穴二号墓即应为曹操墓。

上述“六点”是一组完整的“证据链”，它们互相联系、彼此佐证、逻辑严密。就是这“六点”，在此后的2009年12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关于曹操高陵的“新闻发布会”上讲出以后，曾经引起了一个“质疑”曹操墓的“文化事件”，我因为始终坚持那“六点”，又在2010年元旦那天，新华社记者把2009年12月31日夜里电话采访我时所说的“业内人要说业内话，不能说外行话;学者在新闻媒体和公众场合讲话要对社会负责、要对群众负责、要对科学负责、要对自己负责”的话，以醒目标题、突出的位置予以发表、公之于众，从而把我推到那场“质疑曹操墓文化事件”的“风口浪尖”!不过时间是最好的裁判员，“质疑”已被“释疑”，曹操墓真像已大白于天下!现在应该说2009年12月17日这一天，是我生活中值得记住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