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心畬 行草中堂 （53×33cm）本版供图/台湾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

本报记者/傅蔷

1949年，蒋介石政府迁往台湾，一批在中国现代文学界、思想界和教育界卓有名望的大师级人物也选择渡海赴台。当年那一批知识精英，他们的命运在我们的记忆中是不连贯的。

台湾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于今年年初举办的“国之根基——大师渡海-甲子书法展”，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这一特殊文人群体的新视角。展览展出了从1949年到2009年60位渡海贤达的书法作品共100幅。那个大时代的变迁透过字纸，迎面扑来。

书作之外别有景致

台湾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吴国豪主任通过电话告诉《世界新闻报·鉴赏中国》周刊记者，此次展出的100件作品，大部分是大师们在台湾时期完成，也有一些是大师早期作品，如胡适、林语堂和于右任的书作。

展览将渡海来台的大师们分为文化、教育、宗教三个类别，文化中又分文学、书画和新闻出版三类。作者既有五四运动战将胡适、傅斯年及罗家伦，也有学术巨擘如钱穆、吴敬恒、蒋梦麟、林语堂和董作宾等。

策展人为每件作品配上了书家的照片、小传和年表等资料。虽是片言只语，也能让观众在细读书作之余，看到书家在作品之外的人生命运。

展品中有一幅胡适抄给好友张隆延先生的新诗《扔了？》，是胡适1926年为情人曹诚英所写的旧作：烦恼竟难逃，还是爱他不爱？/两鬓疏疏白发/担不了相思新债。/低声下气去求他，/求他扔了我。/他说，“我唱我的歌，/管你和也不和！”身为五四运动一闯将，胡适留下了大量白话诗文，就如同他的一生一般饱受争议，而他引领的自由主义风潮也影响至今。

著名画家余承尧先生的一幅草书立轴（40×59cm），如“一笔书”一般行云流水。余老一生富于传奇色彩，年近60始提笔习画，却开创了中国山水画一代新风。

1949年，蒋介石政府把当时中国大陆最好的一批学者带到了台湾。许多台湾人认为，正是渡海大师们共同造就了台湾在文化、教育等人文方面的蓬勃发展。这次展出的许多名人手迹，虽然只是公文或手稿，也多体现出其本行本业的特色。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的信札和稿本，完全是他在“中央研究院”研究的心得和考古手稿；一同展出的还有一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札，“那是一件写给出版单位的回信，大意是收到了对方的公文，非常罕见。”

有趣的是甲骨学者董作宾书写的“甲骨文”。一般采用条幅的形式，用朱墨表现。为推广甲骨书法，董作宾书作旁边都有楷书和行书的释文，他常拿这样的条幅送礼。

渡海大家带来精致书风

既是渡海大师书作，就不可不提书画界的“渡海四家”——于右任、黄君壁、台静农和溥心畬，“四家”作品均在展览中露面。吴主任说，“台湾早期书画风格是粗犷的而不是细致的，渡海四家的传统功夫在当时的中国是最好的，正是他们把中原的明清传统风格带到台湾来的。”其中成就最大的还属于右任。

中国近代杰出的书法家于右任融合诸体，以雄豪婉丽、苍劲奇宕开创了一代书风。此次展览中有6幅于氏书作，分别是草书3幅、2幅魏碑和1幅行书，也代表了他一生书风的转变。此次展出的魏碑《翠亨村纪事》，是于右任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时期的作品，另一幅51×226cm的行楷立轴《题孟浩然诗》也是于氏旧作，书作遒丽明快，极好地体现了“于体”的特色。同时展出的草书《牧羊儿自述》是于右任的自述诗，对开，是书法家的早期书作。

于氏对于书法的兴趣始于棱角分明的北魏书体，后转向行书，两类书体是他日后心摹手追的主要内容。

吴主任介绍说，五四运动时期，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比西方落后，就因为花了太多时间在写字上，希望以罗马拼音取代汉字。于右任也有这样的隐忧，也想让中国人减少写字时间，于是想到减少笔划。他找来10个助理，从唐宋以降的汉字中挑出60万个草书字，由他甄选、改进，终于编成《标准草书》第十回版本，并引来大批追随者。于右任不把写字当成书法，而是让社会大众都来学习标准草书，因此把草书往美观和易识两个方面发展。“右老的草书运动在台湾没有成功，但造就了他在草书方面的个人成就，有点无心插柳的意味。”吴主任说。

勤于挥毫，使得于右任留下了大量精品。“这20几年来大陆、台湾和世界各地的拍场上至少有2万件于右任的作品在流通。”吴主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