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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院美术馆担心的不只是版权问题
王璜生没有答应跟“Google艺术计划”合作。
2012年春节后，谷歌通过尤伦斯牵线，找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邀请其加入“Google艺术计划”。虽然此时尤伦斯已经和谷歌达成了合作，但是“尤伦斯的性质跟我们不一样，如果有些东西我不清楚的话，那今后我要承担责任的”，王璜生坦言。中央美术学院新美术馆2008年3月投入使用，是高校美术馆中动作频频、锐意革新的典范。
与谷歌洽谈合作，对王璜生来说还是头一次。合作涉及很多很具体的问题，“特别是版权问题，”他们说东西放在网上一般是没办法复制，但是它旗下网站都可以用我们的东西，然后可能去进行再创造的利用，我觉得这就是挺不可控的“，王璜生说。
在谷歌台湾地区新闻发言人给南都记者的回复中模糊地承认：ArtProj-ect网站上的高画质影像艺术品都属博物馆拥有，而这些影像被世界各地的著作权法保护。但是所有影像受Google服务条款的限制，一般Google服务条款适用于整个网站的使用。针对更多的合作细节问题，谷歌发言人表示：“对于单一的合作博物馆，我们不对外公布合作的相关细节信息”。“产品放到网络上面等于说是永久产品，这是很好的，但是有些机构是不是拥有产品就不太好说了”，王璜生认为。
此外，一些细节也引起了王璜生的注意，“他们给我一个说法，用我们的像素发给他是50M，当时我就想50M我们可以印刷很大的画册，后来跟他再反驳的时候，他就减到了10M，说10M也行，我们就觉得怎么可以这么随意呢？而且你如果在网上公布的话10M都不用的，占用空间也很大的，不可能是这样的”，王璜生有着自己的判断。
按照王璜生的理解，谷歌是很国际化的平台，应该挑选国内的相关机构来合作协商。而他是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听尤伦斯方面说，“他们过几天就要去找你了”，然后谷歌方面就过来直接找到他，“然后还很急”。如此，诸多的不顺畅最终导致了“Google艺术计划”和央美美术馆合作的流产。
实际上，早在王璜生任职广东美术馆馆长期间，就已着眼数字化建设。从2000年开始，每两年，他就跟首都博物馆举办一次跟数字化博物馆相关的培训班，虽然当时的广东美术馆资金不是很充裕，但是“必须先去了解”。
2009年夏天，王璜生离开广东美术馆，开始担任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到了央美美术馆之后，王璜生带来了很多新的变化。2010年初，央美开始建设的“数字美术馆”也是其中之一。
如今，只要你点开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网站，左栏下边便可以点进“数字美术馆”。现在还在展出的是“卢浮宫藏意大利文艺复兴珍品展——爱德蒙·德·罗契尔德收藏”展，在电脑屏幕上，你会看到一系列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作品。看完了，你还可以点进之前央美美术馆的展览“原作100：收藏家靳宏伟藏20世纪西方摄影大师作品展”等其他展览。“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展览撤掉以后观众可以重新回到现场。”王璜生说。
你可以在美术馆里游览，也可以享受很多细节，“我们做过一个国画展，每个国画宣纸的指纹都能变化，放大之后和平时我们所看到的效果还是不一样的，可以更为细部化”，王璜生说。
虽然目前来看，在国内做虚拟数字美术馆的案例并不止央美美术馆一个，中国美术馆等也建设了虚拟美术馆，故宫和首都博物馆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数字化建设，但是像央美美术馆这样，依靠教育部资金做到展出案例达十二个之多的数字美术馆，并不多见。正是因为央美美术馆自身数字平台的建设，让王璜生有了底气。在与谷歌方面洽谈时，“他们演示给我看的时候，在单项内容上，我觉得挺单薄的，没有太惊人的东西”。虽然这次跟它没合作成，王璜生仍然认为，“作为国内的美术馆，必须走上国际的平台，要有自己的平台，但是同时要有国际化的平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懂得国际上的规则，没弄清楚之前也不太敢冒险。”王璜生总结说。
聚焦
台北“故宫”：林曼丽时代的博物馆革新
2004年我去“故宫”，我很清楚，如果我不被“故宫”改变，我就一定会改变“故宫”。
数字化改变整个“故宫”的结构
我是2004年到“故宫博物院”，在“故宫”有四年的时间。“故宫博物院”整个数字化计划是在2001年开始的，我四年在“故宫”，如果说对“故宫”有非常多的改革或者改变，我觉得那个关键的切入点就是数字化。
长久以来，“故宫博物院”的体制是比较保守、传统的，某种程度上比较封闭。它还停留在比较传统的博物馆概念里，里面的人还是文科出身的多。数字化把科技带进博物馆，它改变了整个“故宫”的结构，不管内在人的思维也好，还是外部的结构因素。
“故宫”的同仁刚开始接触这个数字化，大家有一种抗拒心理，对这个东西不了解，而且数字化其实非常繁琐，所以它必须非常小心、严谨，也不能够对外委托，都是在“故宫”内部处理。每一件文物的取件整理，我们要做非常多的准备。数字化过程一定要研究人员才可以直接参与，也增加我们“故宫”工作人员很大的负担。因为数字化，“故宫”当时有将近200个非“故宫”传统人员的年轻人进入，他们都是用临时聘用的方式，为了数字计划进入“故宫”。
在任副院长期间，我提出“OldisNew”（亦旧亦新）的概念。我认为一个博物馆的存在（价值）是要把文物保存好，可是这不是你的终极目标，你保存好这些文物的目的，是要在当代创造新的价值。博物馆应该是一个交流的平台，而不是一个守旧的仓库。我必须改变大家对博物馆的观念。大家认为我来博物馆就是来凭吊过去或者是缅怀过去我们有多了不起。但我希望，通过了解这些文物的历史和价值，以这样的养分创造你新文化、新艺术。这些观念的发展，结合故宫数字计划的成果产出，提供了许多博物馆经营的新面向。按照这个概念我做了“故宫”第一个形象广告。
那个时候“故宫”从来没有做过形象广告。很多人一开始奇怪，觉得很没有这个必要。当然我要说服他们，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这个形象广告要创造一种新的image（形象）。
我打破以前传统“故宫”的印象，找了林强。林强原来是音乐工作者，用河洛语唱歌。我就让林强用河洛语来唱宋朝黄庭坚的《花气熏人帖》，创造一种新的美学上的呈现。结果那个广告就得到美国博物馆协会缪斯金奖。广告做出来之后，就铺在电影院的映前广告中，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打入了当代人的生活，激起他们的感受与回忆。当时“故宫”已经请了侯孝贤来拍《盛世里的工匠技艺》，还请了郑文堂导演拍了电影《经过》。我后来找了台湾当代视觉艺术家王俊杰，请他制作了一系列以宇宙、纳米、电路板的意象，结合几件收藏《清·雕象牙透花云龙纹套球》、《清·雕橄榄核小舟》、《西周·毛公鼎》为主题的《文物视觉短片》。然后我们跟国泰世华银行合作，把短片铺在他们的ATM机上，你去取钱，在刹那之间就可以看到“故宫”的文物，以一种当代的节奏与视觉呈现。
整个“故宫”数字化之后，就把数字化的成果在“故宫”网站上分为数字典藏、数字博物馆和数字学习这三个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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