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说来，这次拜会不失轻松愉快，因为毕加索是一个非常生动有趣的人。拜会快结束的时候，毕加索把大家让进休息室，在一面大镜子前，他穿上西班牙骑士的服装，带上面具，顿时变成了另一个人，逗得客人大笑不已。毕加索说：“每个人的休息方式不同，我是西班牙人，每当工作累了的时候，就以此来自娱。”他还将刚刚出版的一本小画册送给了张仃，用红蓝两色笔，按照名片写了“张仃”两个中文字，又画上一只奋飞的和平鸽，并和张仃合影留念。
合影照片上，76岁的毕加索左手搂着张仃的肩膀，穿着随意，笑容亲切，目光炯炯地盯着前方，张仃则西装领带，身子笔直，脸上带着灿烂的微笑。这一老一少，个头相仿，亲密之状，宛如父子。已是世界艺术巨匠、每天接受四面八方朝拜的毕加索，与这位来自遥远的中国的年轻同行素昧平生，他一定是凭直觉感受到他们是同类吧，假如他知道这位中国同行从小就崇拜他的艺术，还为此受过不少误会和打击，并且日后还将遭受更大的灾难，不知他会做何想。
毕加索与张仃（1956年）
对于张仃，这次拜会的意义与后果不可小觑。碰巧的是，就在拜会毕加索后的第二年（1957年），张仃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担任第一副院长。工艺美院是培养实用美术人才的地方，装饰艺术是其中一大门类。张仃在这一行已是无可争议的中国第一“大腕”，被委以这一重任，证明了上面的眼光。然而作为一名画家，张仃同样希望在绘画上发挥他的才能，尤其是受了以毕加索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派绘画的刺激后，更是欲罢不能。走马上任后，在繁忙的教学、行政工作之余，他以中国画的工具和材料，大量临摹毕加索、马蒂斯、布拉克等人的作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通过实践，来经历他的美感体验”，为创造一种新的画风做准备。1960年，张仃终于有机会带学生去云南各地采风，此次采风历时整整半年，到过的地方有昆明、大理、丽江、思茅、镇远和西双版纳。云南的自然风光秀丽旖旎，聚集了几十个少数民族，民情风俗因地而异，富于艺术情调，对于搞装饰艺术的人来说，无异于天堂。
张仃与陈布文
从云南回来后，张仃根据写生稿创作了一批作品，其中有《苍山牧歌》、《洱海渔家》、《哈尼女民兵》、《集市傣女》、《油灯》等，在学院办了一个汇报展，引起强烈的反响。但这次展览也给他带来了麻烦，有人私下嘀咕：“张仃为什么搞变形？这不是在搞流派吗？”搞流派，在当时是一种严厉的评判，它意味着资产阶级艺术趣味，个人表现，以及脱离党的领导。张仃鲁艺时代的一位同事看了这批画后，当众说：“这是毕加索加城隍庙”——这句话今天听来很到位，很客观，是一种褒扬，在当时却是一种讽刺。试想，在经过“反右”等历次批判运动、精神思想日趋禁锢、阶级斗争不断升级的60年代初，哪里还容得下“毕加索加城隍庙”？依当时的语境，城隍庙总是和封建迷信连在一起，而毕加索则是腐朽的资产阶级艺术的代表。毕加索加城隍庙，说穿了，就是资本主义加封建主义，是后来严厉扫荡的对象。奇怪的是，张仃对这一切仿佛毫无觉察，不但不收敛自己，反而一发不可收拾，陷入创作的狂热，到“文革”前夕，已积攒了数百幅这样的“毕加索加城隍庙”，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提供了现成的证据。